《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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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爻式”的《周易》文本认为是原始文本的《周易》给议论一通。
    郭沫若要证明他认为的《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这是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定，这是其一。其二，对《周易》所产生的时间，郭氏认为“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跳舞”。很有意思，郭沫若讲《易经》却联想到“性”。郭氏又说“八卦的根底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二以象女阴，所以有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1页）
    郭沫若同样不知“画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之一在先秦的写法并不是他认为的“分而为二”，而是像“八”的写法。因为郭沫若曾对早在北宋末年，于湖北麻城出土过六件西周初期的铜器，其一被称作中鼎的铭文末尾，有两个“画符号”，宋人释为“赫赫”二字。而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收录了中鼎铭文，释为“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即郭沫若把那两个“画符号”解释为“族徽”。所以郭沫若只知传世卦符号写法，而不知先秦时期对《周易》一书里所用“画符号”的写法。否则就不会把先秦里出现的“画符号”，解释成“族徽”。
    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是把《易经》说成是原始时代里产生的。那么，郭沫若是如何得出他说的《易经》是原始时代产生的呢?
    郭沫若是通过把《周易》一书里的一些文句，那不过是《周易》作者所运用生活事例上的比喻用语，来比喻政治上的道理。而郭沫若挑拣分类成“渔猎”、“畜牧”、“商旅”、“耕种”、“工艺（器用）”等，来联想出他认为《周易》产生的时代。所以郭沫若就得出的说法是“我们从上面所述的生活基础看来，可以知道《周易》的时代是有畜牧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畜牧还是生活的基调，如农业，如工业，如商业，才仅见一些儿萌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0页）
    这里郭沫若却用了《周易》这一称谓，显然郭说的《易经》就是指《周易》，不过他指的《周易》，则是以“九·六”为爻称的“卦爻式”的《周易》，认为是本初的《周易》为研究对象。而郭沫若所用的证明材料，所推理出《周易》产生的时代，就是他所见到《周易》一书里出现的一些句子里的词语，如见“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田有禽，利执言”；“履虎尾”。郭就挑出“鹿”、“禽”、“虎”，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周易》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生活证据。又如见“童牛之牯，豮豕之牙”；“羝羊触藩”等，就认为是“畜牧时代”反映的证据。郭沫若用这种出现在《周易》一书里的文句来分类，而得出他所认为《周易》产生的时代的证据材料。这种考证法，既没有说服力，也实在是太幼稚与可笑了。正如郭沫若从《周易》里所见到“需于血，出自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中的“穴”字，他就认为是“这明明是穴居和构巢等原始习俗”。若这样来推断《周易》一书产生的年代，岂不是失去了研究意义吗？经考古研究“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不也是穴居吗？那么，这样见《周易》里出现“穴”字，就联想出《周易》是在几十万年或几万年前就产生出来的根据吗？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而郭沫若就是以此推理出：“《周易》时代该当蒙昧时代之中下段，铁器虽无明证，而文字则确已发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1页）
    当然郭沫若不能不认为文字则确已发明，因为《周易》是有文字写成的一部书，而不是用一种让后人无法看懂的图画写成的，这一点郭无法否认。总之，郭沫若所认为《周易》产生的时代，是在夏商之前原始社会里产生的。这正是郭没有读懂他所分类出那些词句在《周易》一书里所起的比喻意思，而却做为证据材料联想出《周易》产生在原始时代的依据来，才是造成他的错误认为的根源。
    可后来郭沫若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二十四年后的一九五四年新版中，把《周易》产生为原始社会的说法给推翻了。那么，是什么说法呢？在新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作者是这样补注道:“《周易》是战国前半馯臂子弓所作，请参看《周易之制作时代》（收在《青铜时代》里面）。卦爻辞多采自殷，周资料，成语，故事，民歌等均有之，其时代极为复杂，有极原始的地方，也有极进步的地方。制作时代得以确定，这复杂的情形始可迎刃而解。故在这儿我们要有一个明白的认识，《周易》所用资料有的虽然远在殷商时代，而整个的思想过程是在战国年间的产物。本篇在思想分析上无甚错误，只是时代的看法须改正。——作者补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0页）
    郭沫若在一九五四年新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所作的“补注”，说明原先说《周易》产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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