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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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周易译注》“前言”黄寿祺、张善文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黄寿祺的《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这种悖论就是一面看到今本《周易》的“六·九”卦爻形式，一面又看到这卦爻结构形式里面所谓占辞所包含有的哲学思想，因无法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历史成因揭示清楚，就来个亦筮亦理的阐述。在阐释算卦书的筮法，又加杂着“哲学”的说法，也就出现了今天对今本《周易》的悖论说法。
    高亨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又是一位有名的易学家。其《周易古经今注》写于1940年，重订于1963年，分“通说”和“注释”。“注释”部分又经过1981年重修，到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说：“《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了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高亨著1984年版）
    这说明高亨先生把《周易》定性为筮卜之书了。但高亨又不像黄寿祺等说的那样《周易》卜筮是表，而哲学是里。而高亨并没有认为《周易》有哲学的思想，可高先生既然认为”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即《周易》是筮卜书，又何必那么兴趣的去研究，还注释那些认为的“筮卜辞”又有何目的呢？难道是发扬算卦之术吗？但有一点表现了高亨的现代人的思想意识，认为是古人迷信产生的算卦书。这说法若能分清用于八卦算卦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周易》说成是算卦书则是错误的。
    高亨同李镜池那样是坚定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又说：“讲《周易》固然不能抹煞象数，然而总是讲不圆满，反而使人迷乱。”既然认为《周易》离不开象数，就别怕讲不圆满，本身把《周易》说成有象数就是以讹传讹。
    高亨在《周易筮法新考》里说：“《周易》筮法，最初可能仅用六十四卦以筮。当斯时仅有六十四占。其后并用三百八十四爻以筮。当斯时则有四百四十八占。又后增入《乾》之‘用九’，《坤》之‘用六’。当斯时则有四百五十占；东周时代之《周易》即四百五十占筮书也。”
    高亨的这种说法同是张冠李戴，应改为《八卦筮术新考证》，这种说法也许能成立。高亨把史巫给《周易》一书阉割成占筮辞来用，高先生也跟着以讹传讹的论述。高亨把《周易》分解，六十四卦占，加三百八十四爻占，再加上“用九”、“用六”，共计四百五十占。这是高亨筮法的新考说。既然认为《周易》是卜筮，就应学胡适先生那种精神，就不涉及《周易》，其讲先秦哲学从认为的“老子”哲学讲起。讲一部被认为是筮书的《周易》，有什么意义呢？除非认为筮卜能卜问人的吉凶前程，才去研究与考证的。而高亨先生既认为《周易》是占筮的，又从筮法上去考证，不知做这种学问有何意义。因为高亨不同于现代的算卦“大师”们编写的算卦书，是讲如何算卦的，是有明确的目的。而高亨写《周易古经今注》的目的是何呢？只因高先生也不是从批判筮卜的角度去考辨筮卜，既然目的不是批判那些迷信虚妄的八卦占筮之说，即不从批判的目的出发，何必考证那些筮法与象数呢？让人费解。难道研究历史上的算卦也是一门学问么？
    曾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东方易学研究会会长的朱伯昆，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一书里的绪论开篇是这样说的：“《周易》原本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典籍，即算卦用书，但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又说：“《易传》解经的特点是，将西周作为占筮用的典籍哲理化，使其成为讲义理的典籍，为《周易》奠定了理论基础。”
    又说：“《易经》作为西周时期算命的书，由六十四个卦象和解释卦象的卦爻辞组成，其解释卦象的文字即经文十分古奥，后人往往不易理解。卦象如何组成的？某卦象下如何系之某卦爻辞？也难以理解。如何依《易经》算命？为什么《易经》一书能算命？也需要加以解释。这样，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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