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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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把“哲学思想”省略掉不说。因为《辞源》下的定义落脚点是“占卜”的，虽然带有哲学思想，但归根结底是用来占卜的。目的是占卜的，而不是哲学，哲学思想是为占卜之用的。既然把《周易》定性为“占卜”的，而在“占卜”的前面，带上修饰语“有哲学思想”的这几个字，似有画蛇添足之感，让人感觉算卦也得有哲学思想么？古人太高明了，用哲学思想指导算卦，并且是儒家的重要经典，看来儒家人物都是算卦高手了。若这样推理，这《辞源》里给《周易》所下的定义，似有不妥。哲学思想和巫术（占卜是巫术分支）岂能融合在一起么？这难道也是东方文化的特色么？纵观西方的哲学史，哲学是排击巫术的，就连神学也是排击巫术的。造成《辞源》的这种解释，一是所见今本《周易》的卦爻结构形式以及受《系辞传》的影响；二是把《周易》一书与《易传》混同一体，所下的定义。这就混淆了《周易》与《易传》的概念，也就难分谁是有哲学思想，谁是占卜之书了。故《辞源》给所谓的《周易》（包括了《易传》）所下的定义就失去了意义。可是《辞源》是一部大型的权威辞书，可想其影响性。
    还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册，第一章里说：“商代甲骨文也是用来占卜的，但凿龟，看它灼裂的‘兆’，手续比较麻烦，《易经》占卜方法比较简易，因为是周人习用的一种方法，故称“周易””。（《中国哲学史》第16页）
    显然《中国哲学史》把《周易》当作占卜书了。
    我们且看另一位大学问家胡适对《周易》一书的说法，在他的被早年学界里称为“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而享誉很高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这样说道：“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只剩得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故我以为我们现在做哲学史，只可以老子，孔子说起。”（《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著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十页）
    胡适那本书的名称虽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可只是半部中国哲学史内容。目录上也写着的是“卷上·古代哲学史”，内容是讲先秦时期的哲学史。也正如他本人所言的那样，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里是从老子讲起，《周易》在他眼里自然不能做为上古的哲学史料来看待，自然不会从《周易》讲起。因为他把《周易》定性为“一部卜筮之书”了。
    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说：“《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因为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同时又加以后人的三圣四圣的几尊偶像的塑造，于是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现代都还发着神性的幽光。
    神秘作为神秘而盲目地赞仰或规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
    神秘最怕太阳，神秘最怕觌面。
    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看郭沫若发出诗性般语言的说法，多么的诗意啊。郭沫若不但是甲骨文与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与诗人。
    这论证《周易》也不忘体现诗人的浪漫。而正是“诗性思维”才把《周易》弄的神秘。你看到郭先生这用“诗”的语言说《周易》，能不把《周易》看的神秘么？
    郭又说：“《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而另一位史学家侯外庐则认为“《易经》是杂乱伪书，最好不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9页）这候外庐认为作为史料来看《易经》是杂乱的伪书，恐怕是隐含真对着郭沫若从《周易》中推导出古代社会情况的批判。但侯外庐先生却把《易经》定性为“杂乱伪书”，虽然不涉及是卜筮之书否，但“杂乱伪书”的性质就把《周易》给抛弃掉了，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呢？
    金景芳教授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易学”专家。
    金景芳与吕绍刚合著的《周易全解》一书“序”中说：“这本《周易全解》包括对《易经》和《易大传》的全部解释……
    一、首先需要说的，本书的说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并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而着眼点却不在卜筮，而在于它内部所蕴藏着的思想……。”（《周易全解》金景芳、吕绍刚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1991年第6次印刷）
    金先生在他的《周易全解》“序”中对《周易》实际定性为卜筮之书，只是金先生在对认为是卜筮之书的《周易》，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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