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源流考》(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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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凶，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孑遗，所相信的是一种神谕，实是巫术的思维。现在若还认为“八卦”能推断人事吉凶，那就太不可思意了。要么是愚味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古人眼里，把八卦纳甲筮法看作是能窥视“天机”的不二法宝，这与古代人对世界认识有关，即没有科学的认识所造成。
    汉代象数占验筮术的勃发，正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从“天人感应”(先秦天命神学的深化)到“谶纬神学”思想下的产物。
    总之，汉代儒学中的神学思想来源于原始巫术迷信，及战国阴阳五行思想以及秦汉之际的方术思想。
    为适应汉武帝皇权专治的政治需求，董仲舒既发展出“天人感应”思想，建立君权神授论；又吸收“阴阳五行”思想，神化封建等级秩序。董仲舒的神化儒学被发展为谶纬神学，并得以广泛应用。
    阴阳、五行既成为帝制时期里”术数”的伪理论根据，又是帝制时期里”术数”上的使用工具(《中国方术大辞典》把凡是运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以行占卜之术的，皆纳入术数范围。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八字批命、拆字、起课、堪舆风水、择日等等)。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无疑成为帝制时期里人们迷信”术数”的动力之源。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既上天与人间是相互感应的，也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传》)的理论体系。
    如皇帝去泰山封禅(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就认为会感动上天(帝神)，给地下降福祥(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均去过泰山封禅)。如民间人们求雨，认为上天感应就为人间下场雨。
    进入帝制时期不但不反对占卜，而且更是张显了”天人同构”的神学思想，已不再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反对占卜迷信思想，帝制里不需要理性，更是排除真实孔子的”易学”理性思想。两汉象数筮术易学勃发，正是两汉时代里”天学”(天命神学)风气环境所至。
    西汉中期以后各派经学家援引阴阳家的学说来解释儒家的经义，着重发挥了符瑞与灾异的思想。这是一种源于原始宗教巫术而又混杂着时代里的前沿新学说，像当于最先进的”科学”大发现的那种奇特思想,就是阴阳五行之理与天人感应之论，也可以称之为阴阳占术。因其强调天地人、是感通的，以及阴阳五行为基本要件所构成的认为天地时空的世界模式。就形成了符瑞与灾异的推断与占验之术，并用阴阳灾异的占验之术来批评朝政，约束君权。
    西汉中期后的象数学家目的是要用认为的”新理论”，”新科学”武装旧筮术(因西汉初还出现过今本《周易》改造版本)，以行占验之术，以占验之术而梦想“究天人之际”，洞察人事吉凶灾异之变化。
    自此时代里的阴阳五行既是象数占验之术的理论根据，又是媒介工具;无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则成了象数占验的动力之源。在这样巫术思维的历史背景下，才产生了京房的”通天神术”——八卦纳甲筮法。
    京房的八卦纳甲筮术在中国后封建时代的两千多年里成为了准宗教信仰，无不从八卦筮术上安于命运或希寄着命运。那么，京房的八卦纳甲筮术是如何占断和解卦呢？很让人失望，京房自己及其时代里都没有留下象《左传》里的那种筮例，让人一看即明，他的八宫卦术是一个怎样的断法。
    京房建构宠大的八卦纳甲筮法体系，还没来得详细的运用，却遭杀身之祸，所以是一个粗糙的构架。虽《京氏易传》下卷讲：“阴阳运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论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天之象，配乎人事。八卦，所观府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
    这目的不单单是个人的吉凶占卜，而是以“八卦”的天地模式“定人伦而明王道”。“以正君臣父子之义”。可惜他想达到的目标永远都无法实现，他也没摆脱“考天时察人事的在乎卦”的筮术思维，最终还是落脚到一套筮法而已。
    正如“提要”里所说“盖后来钱卜之法，实出于此”。而今的八卦六爻算卦，不外乎是京房所建的八宫纳甲筮法。只不过京房的纳甲卦术如同“基本法”，而后来的八卦筮卜增加了“实施细则”的那种关系。
    京房受其时代伪理论而架构出一套认为可窥视“天命、天机”的伪方法，即八卦纳甲筮法。
    后世之人在京房的八宫卦体系上建立了“火珠林法”以行占卜。“火珠林”筮法就是根据八卦纳甲卦爻干支五行生克妄想占问出人事吉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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