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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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与《坤》被多分割出一句“繇称”。《乾》里的最后一句“繇称”为“坤”，《坤》里最后的一句“繇称”为“乾”）。而且这种“繇称”是固定不变的。即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为“繇称”的排列结构形式。所以，无论《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才会出现那种相同的称谓，即“x之x曰”。如，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刚好筮出的是《乾》里的“姤”繇辞，就要以这一句“繇辞”来“解读”所问的人事吉凶。史巫就先会把这一句“繇”文说出来，史巫就会说“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
    若是某一人士，正想引用这种《周易》文本《乾》里的这句话，来阐明事理时，就会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显然，《左传》里出现的，无论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的例子，使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即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繇称的《周易》文本。
    无论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阐明事理的例子，通过它们的称谓，明确的看到是以《周易》一书里的名称及所用的符号，作为每篇里的“繇称”排序，也由此可推演出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还可从《左传》里记载卜筮中的两个例子里，所涉及《周易》里的一篇内容，由此推演出这种文本的内容格式。我们先把《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所涉及《周易》同一篇内容的两筮例摘录如下：
    1《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2《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以上两筮例中涉及的是《周易·大有》里的内容，我们已知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里每一篇里的“繇称”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充当的，也知道是如何的排序规则与方法。那么，我们先把作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内容格式抄录如下：
    “()大有，元亨。
    ()鼎：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无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壮：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括号代表的是“六联体”符号)
    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是以“鼎”、“离”、“睽”、“大畜”、“乾”、“大壮”名称做繇称。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筮例中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这里说的“《大有》之“睽”的“睽”(本是《周易》一书里的一篇文章名称)，正是《大有》里的第三“繇称”。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说“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这一筮例中说的“《大有》之“乾”的“乾”，正是《大有》里的第五“繇称”。这两筮例中，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另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的筮例中，所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时，卜史偃要以此“解读”“勤王”之事的吉凶。卜史偃就引出《大有》里第三繇辞内容，即“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这“公用亨于天子”，正是《大有》里第三繇称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卜史偃没有引述“小人弗克”来”解读”他卜问事情的吉凶，而是找有利的繇辞‘解读’他认为的吉凶。我们所要看到的是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说的正是春秋文本《周易》里的《大有》第三繇称里的文辞。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只出现了《大有》中的第五“繇称”，即“《大有》之“乾”，而并无引出以“乾”做繇称里的文辞来，而这一筮例中“曰”之后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不能理解成是《大有》里的第五繇称里的文辞，还认为是与今本《大有》里不同的文辞，这样认为就错了。这里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内容，是史巫的解筮的话语，这种方式，即“某之某曰”后出现的内容，而不是《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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