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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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发现了《周易》文本
    第一章:今天我们传承下来的《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或称卦爻格式《周易》)，是个被篡改过的文本
    第三节: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
    通过对今本《周易》最早的几种版本来看，截止目前发现的今本《周易》最早的版本，是上海博物馆收购竹简上抄写的今本《周易》。也已知所发现这一版本的标本，经鉴定距今时间为2257±65年。研究者认为标本的时间为战国晚期(严格的说竹简标本上下限应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不过上博藏抄写今本《周易》的竹简，不是挖掘品，而是在香港古玩市场上出现后被上博购回的。此竹简目前还不知是如何流转到香港，又是何时何处出土，这都是个谜。所以，楚竹书《周易》的出现，也就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怀疑“竹书《周易》”是现代人造假的东西。竹书《周易》也就失去了证据的力度。
    退一步讲，上博藏竹书《周易》为真，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时间也早不了帛书《周易》多少年。即从时间和内容上来说，都不足以对“易学”产生多大影响。至于上海博物馆一些研究其所藏竹书《周易》的专家学者认为的:“在”易学”研究中有所谓“九·六”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九·六”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时《周易》没有“九·六”。楚竹书《周易》的问世，真相大白，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楚竹书《周易》的爻题有阴阳，以六表示阴爻，以九表示阳爻，每卦有六爻，自下而上为序。楚竹书《周易》的问世，证明了“九·六”这个名称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竹简的标本时期并不能证明战国晚期至前就是这种文本的《周易》。
    对于今本《周易》里的“九·六”数字爻题，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原创内容，是后来何时添加进《周易》一书里这一问题，当今“易学”界里已有说法。
    对于爻题出现的年代，李镜池先生说：“六十四卦中每一卦画都有六行，每一行叫一爻。每一爻没有名称说起来也很不便。所以大概到了汉朝人编《易传》时，就根据每一爻的位置、性质，安上个‘初九’、‘六四’之类的称呼。”
    （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版第6页《前言》）
    虽李镜池先生的这种说法很有见地，可对“六·九”爻题的《周易》之前又是个什么格式并没有说法。
    根据朱渊清的《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一文的介绍，已知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是在1998年做的鉴定。标本距今的时间是2257±65年，即距今已有2257年。但在2257年这个数字上，又给出了±65年的上下幅度。也就是说在2257年这个基数上可以再加65年或减去65年。那么，就出现了“2322年”与“2192年”这两个距今时间，也就推算出写在竹简上的数字爻题《周易》的上下年限了。
    那么，根据上博藏竹书《周易》的标本鉴定时间来看，也就知道了，以“九·六”数字作爻题加入《周易》一书里的时间，是上至战国后期，下至西汉初期。若以2257年为准，也从1998年起向前推算，推算到公元前259年。那么，距今2257年的时代，就是战国末期了。这只是从竹书《周易》标本鉴定时间这一个方面来推断。
    以上我们只是以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鉴定时间来看“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是何时书写在那些竹简上的。知道了书写在竹简上的以“九·六”为爻题的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也就知道了今本《周易》定型的大致上限。不过这只是对今本《周易》文本定型时间的一个方面上的参考，还不足以证明今本《周易》定型的时间。如,是否在春秋时期，还春秋以前的西周时期也就有了这种以“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么？显然，上博藏竹书《周易》是无法证明的。虽然，目前从地下考古资料来看，还没有比上博藏竹书《周易》更早的材料出现，来证明上博藏竹书《周易》距今时间之前就是这种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但从地上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来看，战国晚期之前流传的却不是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下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就以地上的相关材料对此作出论证。
    我们先从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里来看，是否有引用过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若按先秦时期里成书最早的书籍，并且又引用过《周易》里的句子，当属《论语》了。
    《论语》一书里有一处引用《周易·恒》里的句子用于说明事理。“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与今本《周易·恒》卦“九三”爻辞是一样的。但在《论语》里引用时，既不点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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