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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起早贪黑……我没想到会把水弄您身上。”
刘婶没说话，只是上下打量着她，似乎在判断她话里的真伪和意图。食堂里其他人在各自忙碌，没人注意这边角落短暂的对话。
良久，刘婶才极轻微地叹了口气，继续低头削土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都是命。”
有门。苏凌云心下一动。她没有立刻提要求，而是继续用一种哀戚的语气低声说：“我妈妈在外面，肯定也担心死了。她身体不好……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这话半真半假，却最容易引起同为母亲的刘婶的共鸣。
刘婶削土豆的手慢了下来，但依旧没抬头。
苏凌云知道不能操之过急。她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洗菜，没再试图搭话。
第二天，还是同样的时间，监工狱警又短暂离开。苏凌云这次没有“不小心”，而是默默地、飞快地帮刘婶把她身边堆成小山的土豆皮扫到簸箕里，倒进垃圾桶。
刘婶看了她一眼，眼神里的警惕似乎少了一些。
苏凌云趁机，用极快的语速、极低的声音说道：“刘婶，我需要您帮个忙。可能有点风险，但关系到能不能证明我的清白，也……可能关系到您女儿当年遭遇的那种不公，会不会继续发生在别人身上。”
刘婶身体微微一僵。
苏凌云语速更快：“我不会让您做违法的事。只需要您明天早上，去集市路过黑水河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监狱围墙东北角大概一百米左右，河岸边有没有排水管口，或者石头缝里，有没有流出带点咖啡褐色的水。就一眼，记住有没有，回来悄悄告诉我一声就行。”
刘婶面露犹豫，这要求听起来古怪。
苏凌云立刻捕捉到了她的迟疑，压低声音，语气变得更加柔和而恳切：“作为回报……我帮您给您女儿写点‘真正的话’。我知道您每次打电话，都憋了一肚子的话，可一接通，不是哭就是重复那几句。我也知道，有些心事，电话里那几段话根本装不下，也说不清。”
刘婶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这正是她最深切的痛处。
苏凌云趁热打铁，声音轻得像耳语：“我在这里面，帮好些人写过信、捎过话。我不光是把字写漂亮，我是能把您心里那些翻江倒海又堵在喉咙的东西，妥妥帖帖地落到纸上，让看信的人，既能明白您的难，又能收到您的暖。一封能存着、能反复看的信，和一阵风就过去的电话，分量不一样。您把事告诉我，我把您的心，完完整整地交给您女儿。”
这个交换条件彻底击中了刘婶。给女儿写一封“真正像样的、能说出心里话”的信，是她深夜不知咀嚼过多少遍的渴望。而苏凌云要求的事情，虽然古怪，但确实只是“看一眼”。风险的轻微与回报的珍贵，瞬间让她心中的天平倾斜了。
刘婶沉默了很久，久到苏凌云以为她要拒绝。终于，她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嘴唇几乎没动：“明天……什么时候？”
“早上您路过的时候，大概六点半到七点之间？”苏凌云根据小雪花以前的描述猜测。
刘婶又点了一下头，这次幅度更小。然后，她端起削好的一盆土豆，走开了，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
当天晚上，苏凌云向何秀莲借了纸笔（何秀莲因为会缝纫，偶尔需要记尺寸，被允许有一小截铅笔和几张巴掌大的废纸头）。这几乎是监区里除了药品外最稀缺的物资：纸是裁缝边角料的牛皮纸，粗硬脆薄；铅笔短得必须用力捏着才能书写，每一笔都像是在砂纸上摩擦。
她根据刘婶白天断断续续、夹杂着浓重乡音的叙述，屏息凝神，刻意摒弃了自己会计出身那种工整清晰的笔迹，转而用一种略显生硬、稚拙，甚至带点刻意的歪斜，模仿着一位识字不多、握笔不稳的母亲应有的力道与走势。这不是书写，更像是一种谨慎的雕刻--在粗砺的纸面上，雕刻出另一个人的心跳与呼吸。
信的内容极短，只谈最普通不过的家常：问女儿胃还疼不疼，外孙是不是又长高了，叮嘱早晚添衣，地里活计别太拼命。没有一句“想念”，字里行间却浸满了这两个字碾碎后渗出的汁液。每一个字都消耗着那截短得可怜的铅笔，也消耗着苏凌云在黑暗中高度集中的目力与心力。纸的背面是模糊的尺寸标记和线头，她必须小心避开，让这些母亲的话语，不被冰冷的数字和杂乱的线条玷污。
这封正在诞生的家书，其珍贵首先在于它的“非法”与“脆弱”。它是黑暗中偷来的一小片时空，是违禁品拼凑出的情感载体，是随时可能被一声呵斥、一道手电光化为乌有的危险造物。其次，在于它的“不可复制”。这不是电话里随风飘散的电波，不是微信中轻易删除的字符和表情。它是物质性的，是笔尖在纸上留下沟壑，是母亲（尽管是代笔）的手泽可能留下的、几乎不可察的体温印记。对于收信的女儿而言，这将是一份可以触摸、可以反复摩挲、可以压在枕下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