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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灿手中的花剪“啪”地掉在地上。她愣在那里，看着那株牡丹，觉得那些花瓣突然失去了颜色，变得灰蒙蒙的，像纸扎的一样。
陈之遴从书房里出来，脸色铁青。他拉着徐灿的手，说：“收拾东西，我们走。”
“去哪里？”徐灿问。
“南方。越远越好。”
他们逃到了浙江，在乡下一个亲戚家中暂住。那一年，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溃败的明军和南下的清兵。徐灿每天都能听到坏消息——这个城破了，那个官降了，这个将军战死了，那个文人自杀了。每一个消息都像一把刀，一刀一刀地剜在她的心上。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读过的那些诗，那些写“国破山河在”的诗。那时候她不懂，觉得那些句子不过是文人的牢骚，离自己太远了。现在她懂了，可懂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南下，南京陷落。南明弘光朝廷覆灭。
陈之遴没有随南明朝廷逃亡，也没有像很多士大夫那样自杀殉国。他选择了投降。
徐灿不知道丈夫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的。她只记得那天晚上，陈之遴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灯一直亮着，亮到天明。她推门进去，看到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四个字：“忍辱偷生。”
她站在门口，看着他，没有说话。
陈之遴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不是怕死。我是舍不得你，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我们的孩子。”
徐灿还是没有说话。她转过身，走了出去，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株牡丹前。牡丹已经谢了，花瓣落了一地，被雨水泡得发黑。她蹲下来，捡起一片花瓣，放在掌心里，看了很久。
她想起自己写过的一句词：“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可她的“东君”已经不在了。大明王朝的太阳落了下去，再也不会升起来了。
陈之遴降清后，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去了北京。
徐灿没有跟他去。她留在了海宁，照顾公婆，抚养孩子，守着那座空荡荡的大宅子。她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她无法面对那个新的朝廷，无法面对那些曾经的故交，无法面对丈夫的“变节”。
她不是怪他。她知道他做这个决定有多难。她只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
那些日子，她写了很多词。词里没有直接写国破家亡，可每一个字都透着国破家亡的悲凉。她写花，花谢了；她写月，月缺了；她写春天，春天来了又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在《踏莎行》中写道：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
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
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故国在哪里？她已经找不到了。她像一叶扁舟，在茫茫的大海上飘荡，不知要漂到哪里去。“碧云犹叠旧河山”——天边的碧云还叠着旧日的河山，可那些河山已经不属于她了。“月痕休到深深处”——月亮啊，你不要照到那些深深的地方，那些地方藏着她不敢触碰的回忆。
三、拙政园
顺治五年（1648年），陈之遴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被任命为礼部侍郎。他写信给徐灿，请她带着孩子到北京团聚。
徐灿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去了。
她不是原谅了丈夫的选择，而是理解了他的选择。在那种时候，谁能保证自己做得更好呢？她没有经历过他的处境，没有承受过他的压力，没有面对过他的选择。她有什么资格责怪他？
从海宁到北京，两千多里的路，走了将近一个月。徐灿坐在马车里，看着窗外的风景从江南的水乡变成了北方的平原，从绿油油的稻田变成了黄蒙蒙的土坡。她觉得自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被人从南方的沃土里挖出来，栽到了北方的沙土中。能不能活，不知道。
到了北京，陈之遴在城外迎接她。他老了很多，鬓边已经有了白发，眼角也有了皱纹。他握着她的手，说：“苦了你了。”
徐灿摇摇头，说：“你更苦。”
她知道，他在北京的这些年，过得并不好。降清的人，在哪儿都抬不起头来。明朝遗民骂他是“汉奸”，清朝统治者不信任他，他自己也活在自责和痛苦中。他像一个夹缝中的人，两头都不靠，两头都够不着。
徐灿在北京住了几年，生了几个孩子，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可她的心始终不在这里。她不喜欢北方的风沙，不喜欢北方的干燥，不喜欢北方的冬天。她怀念江南的雨，江南的水，江南的花，江南的一切。
顺治十年（1653年），陈之遴以重金买下了苏州的拙政园，作为徐灿的居所。
拙政园是苏州最大的私家园林，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是御史王献臣的旧居。园中有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