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三百八十放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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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如薰非常清楚。
    教育开化与普及必将孕育出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以及无穷无尽的出身底层的读书人。
    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他们的思想会逐渐蔓延到整个国家，覆盖全国，进而产生全新的思潮。
    他们会主动质疑君权神授的理念，会对以往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产生怀疑。
    一如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对宗教的怀疑一样。
    大秦不需要文艺复兴，大秦需要的是文艺普及，让高不可攀的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一切看似高不可攀的都成为普通百姓可以拥有的。
    萧如薰追求的是中央集权，是在中央的领导下对全民一视同仁的统治，不允许在一个政府的框架之下出现对抗中央势力的地方势力。
    这是他架构起大秦政府的重要基础。
    这个基础具体体现为皇权下乡。
    这个模式并非固若金汤。
    现在大家都还穷，都还没有完全吃饱肚子，都没有完全不认字，都没有完全产生思想，一切都和过去差不多，因此，政府的指令会轻而易举地下达。
    而一旦人们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之后，伴随着思想的觉醒，地方上必然会出现自己的思想，对中央的各种质疑甚至是反抗会伴随着中央对地方的打压而不断出现。
    现在不出现，未来一定出现，而在交通和通讯手段还没有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国家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无视反抗军的时候，是最危险的。
    谁也不知道是谁在操控这股反抗势力，是人们真的想要自治，还是地方势力在背后操控，用各种方式污蔑丑化中央，从而达到夺权的目的。
    就好象清末民初声势浩大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其根源不过是中央权力的持续衰弱带来地方势力的持续发展，等地方势力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时，中央不给权，矛盾必然激化。
    则地方上便暴力夺权，将集权的清政府推翻，把一个彻头彻尾的小政府扶起来，然后大家愉快的分走革命果实。
    戴上了反封建反民族压迫反殖民剥削的帽子，这场主观上没什么革命意义的地方势力掀翻中央的斗争立刻变得高大上起来了。
    客观上或许有那么一点口号式的激励人心的作用，毕竟满清这个腐朽的政府被袁世凯掀翻了，而中华民国这个壳子被『革命党人们』塑造出来了，至于内里，大部分人也不在意。
    可是革命之后，革命党人们真的实现了他们提出的口号与目标吗？
    国家强大了吗？
    民众觉醒了吗？
    农民得到土地了吗？
    工人得到福利和保障了吗？
    不平等条约废除了吗？
    国家科技发展了吗？
    中国成为强国获得完全主权了吗？
    没有。
    『革命』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只有地主老爷和高官达人们吃饱了，他们愉快的将抢来的权利分一分，自己回到老家愉快的当起了没有压迫的土皇帝，愉快的过自己岁月静好式的生活，留下一地鸡毛。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萧如薰一想到这里，就觉得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在自己所建立的大秦身上，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个案例留下来，告诫后世子孙。
    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之中，在阅览史书反思历史的过程之中，二十多年的治国生涯之中，萧如薰明白了很多事情。
    他开始着重思考中国陷入深重苦难的那段时期的救亡图存的人们的奋斗史。
    他忽然想起了孙中山这个人物。
    清政府覆灭之后的二十年代，经历了革命、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等等一系列的失败与背叛，数次流亡海外、尤其是陈炯明叛乱事件之后，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变化。
    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屡次革命失败救亡图存失败的根源并非是自己革命目标的错误，并非是自己革命名目的错误。
    他最大的错误，在于自己对『革命根据地』没有掌控力。
    他的基本盘不存在，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
    他意识到自己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别人轻轻一推，就倒了。
    他意识到他的革命总是借助地方势力的帮助，地方军阀，地方帮派，各大堂口，而他们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以地方为着眼点，从未关注天下。
    在地方上借着孙大炮这个名头折腾一下还行，一旦离开地方，这些地方力量是不会跟随孙中山走向天下的，风险太大了。
    陈炯明赞同的『联省自治』就是当时地方势力的理想政治状态，自从早些时候被提出之后，这样的思想在当时的地方十分盛行，清末革命党人改良派党人群体中，相当一部分都以此为救亡图存之道。
    没有实力，还玩民主，以为民主是救国的大力丸，这是典型案例。
    清政府腐朽无能，但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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