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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买过一台125型玲木摩托车。”“这台车呢？”“他卖了。是1995年1月底，好像是大年三十那天卖的。”“卖了多少钱？”“我听他说卖了7000块钱。”“钱呢？”“让他拿走了，他说这些钱做买卖都不够。”“结婚后还买过什么？”“再什么没买过，结婚前是怎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1.28案件发生以后，闫文宇有什么反应？”“我们都议论这件事，在他父母家。他也跟着议论，说这些人也够狠的，我没看见他有什么反常现象。”询问甄玲的警员，认为甄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看不出谈话中有什么故意隐瞒或编瞎话的地方。她只是一个劲的问，丈夫到底犯了什么事。南山分局，审讯是连续进行的。对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3人，审讯一遍，间歇10－15分钟，研究审讯记录，然后换两个预审员再审一遍，如此往复。这也是一种战术，要使嫌疑犯感到精神压力愈来愈大，直至意志消退，来不及编出新的谎言，道出真相。但一直审到下午4点多钟，仍然没有获得所需的口供。但一直审到下午4点多钟，仍然没有获得所需的口供。第二次审讯时，一开场孙海滔就声明，他回忆起来，1月28日那天他从下午起和另外3个人一起打麻将，打到晚上9点钟才散。他清楚地列出其他3个人的姓名、住址。预审员记下来，立刻传到门外，门外即有人组织去调查。这一遍审讯结束后不久，调查的人陆续回来，带回了那3个人对孙海滔当日活动情况的证词，于是宣布对孙海滔的审查结束。只是出于保密原则，暂时请他滞留公安分局。在以后的审讯中，孙海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带抵触的情绪，有时连问几句不回答一句，话很少，多有重复。他辩解说：他几年来一直做布匹生意，可以说不算缺钱花。虽然没有挣到大钱，但维持生活总还行，没必要去冒风险作案。他也回忆起，1月28日那天，他上午上街买了点年货，然后就回家，一天没有出去，媳妇可以证明。那天晚上他看了电视，9点多钟睡觉。讯问人要求他举出其他可资证明的人来，他举不出。对闫文宇的讯问也陷入僵局。根据闫的陈述，侦察员临时对闫的附近的邻居们作了调查，邻居中有好几个证明确实在年前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见到闫出入，一个刚刚下班的姓闻的工人甚至出证：1月29日晚7点钟他看见闫文宇提了一只旅行包走进了单元。此外，被调查者的神情都反应出，他们对警方把兴趣集中在闫文宇身上感到意外。多数参加了审讯工作的预审员都认为，对方的“疑点在下降”，从审讯室里走进来，有的耷拉下脑袋，感到任务很难完成。实际上，每提审一次，审讯室里的气氛都紧张许多，对抗情绪愈发强烈。被审讯者以拖延回答或拒不开口的方式对待他们不再想回答的问题。审讯者则急于拿下口供，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决悬念。这种气氛发展下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指挥部内部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同志认为无法再沉默下去了，终于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考虑把重点转移到其它两个团伙身上的时候。田原的家人受到传讯，必然已在外界产生影响，真正的同伙如果尚未落网，可能立即潜逃，或做好抵抗的准备。那样将贻误警方的战机，造成严重后果。主要问题是，讯问是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主要靠分析和判断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要通过刑
侦讯问，努力从嫌疑人的口供中要证据，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目前很多刑事案件的破获，还非走这条路不可。现在犯罪率上升，大案要案中完全是未知数的案件比例增高，需要快侦快破的占多数。如果每一起案件都像政保工作那样，在充分获得了直接的犯罪证据后，再去触动犯罪分子，那么破案率会大大下降，很多本来可以得到及时破获的案件会白白扔掉。因此，有时需要打破刑侦讯问前必须有可靠证据的框框。只要通过侦查，获得了案犯的间接性犯罪证据，并认为通过讯问可以查获到直接的犯罪证据时，就可以进行讯问。在案犯还来不及全面思考的情况下，打开缺口，取得犯罪口供的同时查获犯罪证据－－可靠的直接证据。国外，许多成功的范例也提供了这种经验。美国联邦调查局高级特工约翰·道格拉斯就认为，在同罪犯进行斗争中，可以确定这样的信念：在未取得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即使是那些最聪明的罪犯，也有其脆弱的一面。不论他们犯罪经验多么丰富，不论他们多么机敏，甚至不论他们是否了解警方的刑侦技术，他们都有自己的致命的弱点－－只是看你在审讯中能不能抓住这些弱点，取得成功。他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一个下午，玛丽·弗朗西丝，一个漂亮、活泼的12岁女孩，在学校班车把她送到家门口后失踪了。以后，有人在距她家10英里远的一个树木茂密、情侣出没的小路上发现了她的尸体。尸检显示她已被奸污。死亡原因是钝器创伤：她的颅骨被石块击碎。在仔细研究了案卷和现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