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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假的不真实的情况，这太不正常了。我们手上的资料都是模糊的，似是而非，与侦查条件合不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的工作是否没作到家，或者方法不得当……我坐在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办公呈里，感到非常不安……”
石河子的周传强，心情也是如此。
从公安部到区厅到石河子，各级领导、历次会议、所有的分析判断、一系列的重要线索——都指向石河子147团，可147团就是不出情况。是不是我们的判断出了错误？
147团的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毕，只留下少量民警，在做补查工作。大批警力已向147团周边地区转移了，可147团又的确让人耿耿于怀。
这已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指挥员中普遍存在着这种急躁情绪。
9月3日晚上，杨厅长和刘晓辉主持召开了“97系列枪案指挥员分析研究会”，目的就是要重新捋一捋思路，让大家换换脑筋，跳到外边来看一看，评价一下我们对案情的基本判断有没有根据。
杨厅长说：“今天不研究具体工作，97专案的指挥员们坐下来，主要探讨一下这样几个问题：一、犯罪分子如果是石河子地区的，应具备什么条件？二、立足于石河子的依据是什么？三、回顾一下前段的工作方案是否正确，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是什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这个会没加压力，没提任务，气氛要温和得多，杨厅长要大家冷静下来，放松一下紧绷着的那根弦。
一切都仿佛从头开始。刘晓辉再次分析了北京及河北的案情和条件——结论是必然的：犯罪分子熟悉新疆，在新疆有关系人。新疆的案子与北京有着鲜明的一致性。犯罪嫌疑人在北京作案一对六，在徐水作案一对三，在新疆连续打死七人，都说明其心理素质和枪法超群。由此判断，持自动步枪的大个子应为北京人，小个子是本地人。
张万顺、周传强、龚兴言相继发言。
周传强回顾“7·5”“8·8”案件的条件，犯罪分子对141仓库的守卫情况，对149团警务区枪支情况和值班情况都十分清楚。141团至149团相距75公里，他们对道路，对两地的熟悉程度，不是踩三五次点就能解决的。因此，犯罪分子中的北京人，必定在141至149团区域内长期生活过。
龚兴言认为，犯罪嫌疑人6月、7月、8月三次在石河子地区出现，不是偶然。但他们的居住地在141团、149团的可能性较小，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在居住地作案。在147团附近的可能性最大。147团工作做得较细，为什么没出情况，需要指挥员们做出合理解释。犯罪分子自6月份在垦区（兵团）活动，要吃、要住，不应该在群众中没有反映。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高明，应估计一下，有无反常规的可能。
张卓敏说：第一，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不在141团。141团可以排除。理由：军械库改库情况他们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白天作案而没有蒙面，说明当地人不认识他们。他们在距现场600米处吃东西，也说明他们在当地没有落脚点。
第二，边疆宾馆抢钱应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个目标的确定应该比抢枪早。先预谋抢钱地点，再杀人抢枪，人影库未成，转到149团，抢到枪后，急于抢钱，达到目的后在阜康杀人灭口——这样分析比较合理，说明犯罪嫌疑人计划周密。
第三，侦查方向以石河子为重点是正确的。理由：1．原判断犯罪嫌疑人为一北京人一新疆人，两人应早就认识，如何认识？很可能是狱友。2．他们选择石河子，因为他们对这里的熟悉程度比其他地区高。3．犯罪分子在石河子出现的时间长达三个月，带着枪不能住旅馆，在石河子一定有固定居住地、4新疆3起案件，两起发生在石河子。5．犯罪嫌疑人不可能把摩托车从北京运到新疆，应为本地人为北京人提供的居住地和交通条件。6．按侦查常规，发案地是重点部位，向外延伸，是正常程序。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技术很强，有可能为我们制造误区。
兵团四处刘钊处长则提出不少相反的观点，对前期判断提出置疑，这有着开拓思路的作用。
他的置疑点是：一、犯罪嫌疑人有否可能是两人以上？“8?8”案件会否有人接应？天池无名尸，身上有两种伤，杀人者有无可能不止一人？二、作案人会不会住在城区？根据：团场居住人员较少，易被发觉；作案人有交通工具，来去方便，不受居住地的限制。三、作案人前期（五六月份），有无可能住在乌鲁木齐、昌吉市、新湖总场等地的旅馆？
张卓敏认为：立足本地的思想不能动摇，对原定的重点部位，重点部门的认识不能动摇。关键是要有扎实的工作，不能漏查，不能留死角、打包票。普模工作的条件可调整，安排部位可调整，但基本思路不能否定，
刘晓辉是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