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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宋》/春溪笛晓
第九十二章
自从梅尧臣把王雱拎去印书所一起审核新书,其他直讲也获得了灵感,轮到自己当值那天时不时捎带上王雱。
如今王雱对印书所的运作有了大致了解，这是官方刻书的地方,印刷器材都是最好的，人手也充足，唯一遗憾的是,印的书少了点，堪称是“非圣人之言不印”。
这谁是“圣人”细论起来又得撕一波，像王安石和司马光所写的什么《杜甫诗选》《杜牧选集》，印书所这边都是不印的,更别提王安石那两本接近大白话的普法教育读本！
这就导致印书所的器材时常闲置。而匠人呢，因为是入了籍的，拿死工资,干多干少到手的钱都一样，自然乐得逍遥。
王雱跑印书所的次数多了，不由打起了它的主意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随便印点什么多棒是不是？
王雱说动了苏轼，两个人拿着炭笔在纸上写写画画，交流着自己的想法，最终草拟出一个基础方案,一人一份，分头去拉人入伙。
王雱先游说了自己的几个室友，又游说了自己的同班同学，接着拿着有共同签名的策划书跑去找梅尧臣他们,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地说完自己的构想，然后瞬也不瞬地望着直讲们，等他们答复。
梅尧臣几人传看完王雱写得井井有条的策划书，说不心动是假的，王雱的计划中，需要跑腿的、太过繁琐的活儿，都已经有人认领了，他们几个直讲只要看看稿、选选题就好，若是自己偶有佳作，也可以印在这《国风》上。
《国风》这名字也起得极好。
风，可以是风潮、风骨、风采，若当真能引起风潮、树立风骨、展现风采，如此文刊，绝对能在文坛之中掀起疾风骤雨！
国之一字，口气虽然大了些，咱也可以解释成“国子监”对不？既为国子，办个《国风》又有什么不对？
梅尧臣倒是对王雱写的那几个选题标准微微皱眉，要求入选文章表达的思想要自由、进步、进取、开放、不空谈、不虚想。
这些词乍听之下有些怪，细想又觉得字字都戳了不少人的短处，不少人不就是守旧又顽固，光空谈不注重实践吗？
梅尧臣等人没立刻答复王雱，而是把他打发走，回头再说。
直讲们关起门来又是一通讨论。
这《国风》还有一大好处，改改国子监的风气。
在座之人中，许多人入国子监后都颇为头疼，主要是学生之中有两类难搞的——
一类是崇尚“西昆体”，所谓的西昆体，是指一类文辞华丽浮艳但缺乏真情实感的文章，乍一看，诗文写得花团锦簇，好不漂亮，实际上什么都没说。
此文体一出，风靡数十年，经久不衰。
另一类是崇尚“太学体”。到庆历新政年间，在太学讲学的石介等人强烈抨击这种为赋新词强说愁、能把虱子都写得美丽动人的文体，结果把太学生给带歪了，走向另一个极端：求新、求怪、求“险峻”。
总之，文章写得佶屈聱牙，一般人根本看不懂！
“西昆体”就是从一本《西昆酬唱集》流行起来的，梅尧臣敏锐地察觉到若是能把《国风》办起来，绝对是整顿国子监文风的好机会。
王雱的策划案被众人递到了范仲淹手里。
正好又逢上休沐日，范仲淹坐在暖炕上翻着策划案，始作俑者王雱正乖乖巧巧地坐在一旁，和范纯粹他们一并看书。
范仲淹敲敲矮桌，示意王雱上前，把策划案搁桌上，问道：“你搞出来的？”
“不是我！”王雱脸不红气不喘，“是我和子瞻兄他们一起琢磨的，我不是出主意的人，我只是这些主意的搬运工，负责整合所有人的意见。”
范仲淹挑出那篇近似于“创刊语”的选稿要求，搁在最上头：“这谁写的？”
“我写的。”王雱见被范仲淹单独挑出来，依然镇定自若，“都是大家提出意见，我给统一写里头。对了，还有部分内容我借用了一位前辈的想法。可惜我只是偶然看到这位前辈的文稿，那会儿还小，没注意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王雱煞有介事地把稿子其中一部分内容给范仲淹划拉出来。
“哦，哪位前辈？”范仲淹奇道。
“叫陈/独秀。”王雱肯定地答复。
陈/独秀同志在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然后《新青年》上陆陆续续刊登了这些内容：某个图书馆管理员投稿提倡体育，鲁迅发表《狂人日记》，讨伐歌颂贞操现象、提倡妇女解放，并和其他刊物你来我往地进行激情辩论……
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理科生，王雱是没什么创办这类正经刊物的经验，只能当一个搬运工。
王雱目光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