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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首都各大高校彻底沸腾了。
海报上那串熠熠生辉的名字：黑豹乐队、宁静、黄磊、郑钧、杨玉莹、解晓东、那英、屠洪刚……再加上“新时代”派出的李春波、戴军、林依轮，这阵容堪称梦幻，几乎覆盖了当时中国流行乐坛最当红、最有代表性的声音。
学生们奔走相告，翘首以盼，学生会的订票热线几乎被打爆，一种节日般的期待感在校园里弥漫开来。
媒体的嗅觉是敏锐的。音乐节前夕，各类报道已经开始预热。
《首都青年报》在文化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校园新声”：流行音乐与年轻一代的对话》。
文中写道：“……星火文化此次主办的‘校园音乐节’，摒弃了以往晚会式的说教面孔，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流行音乐为载体，集结了国内顶尖的音乐力量，主动走进校园，与大学生进行平等、真诚的交流。这不仅是文化企业的一次创新尝试，更体现了对年轻群体文化需求和审美能力的尊重与重视，为如何引导健康、积极的校园文化生活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青年报》则更直接地关注学生反响，记者走访了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采访了众多学生，标题引用了学生的原话：《“我们的节日终于来了！”——大学生热盼“星火音乐节”》。
甚至港台的《明报》、《联合报》也转载了消息，称这是“大陆流行音乐市场活跃、开放的一个显著信号”。
上交的宿舍里，李默在报纸上看到了首都要举办音乐节的消息，羡慕的牙都酸了。他
凭什么？星火在上海，凭什么第一场这么轰动、这么有面子的音乐节，是在首都办，而不是在上海？
唉，杨玉莹也很久没回上海演出了，她的重心似乎完全转移到了北方。
他烦躁地放下报纸，目光扫过报道中的一个细节：“……本次音乐节面向广大青年学生，凭本人有效学生证即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旨在真正回馈校园……”
学生证？
半价？
还没限定首都学校？
一个疯狂的念头涌入了李默的脑海。
去首都！
去看这场音乐节！
这个念头一出，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他立刻开始盘算：火车票来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住宿可以找最便宜的招待所，吃饭啃馒头也行……关键是门票，半价的话，他还能承受。
就在李默开始偷偷规划北上行程的同时，在首都，方远和王硕刚刚为音乐节最关键的一环：场地的落实松了一口气。
将音乐节放在北大五四操场，远非易事。
尽管九十年代初的北大以其思想开放、兼容并包著称，但允许一个社会上的商业文化公司在校园内举办如此大规模、带有明显商业色彩的流行音乐会，仍是一个极其敏感且破例的举动。
王硕为此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动用的不是普通的人脉，而是能直通学校决策层的硬关系。
凭借着王硕在京圈深厚的能量、三寸不烂之舌以及切实可行的保障方案，校方在经过审慎评估后，最终才抱着支持创新、丰富校园文化的态度，破例批准了这次活动。
当然，北大的学生欢呼一片，连方瑶都酸溜溜的说为什么不在她没毕业时候搞这个活动。
学生们兴奋地交换着抢票信息，讨论着演出阵容。
“听说票都快抢光了！”
“我最期待郑钧，摇滚才子！”
“宁静和黄磊同台啊！《永不瞑目》的回忆杀！”
更出乎意料的是，音乐节的影响力迅速从学生群体扩大到了所有老百姓身边。
普通市民通过报纸和口口相传，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北大里头要开大型演唱会了？听说明星不少！”胡同里的大爷大妈也会闲聊。
“人家那是大学生音乐节，不过阵仗可真不小。”
李默独自坐在书桌前，摊开一本草稿纸，手里的铅笔在纸上划拉着。
费用不低啊。
他首先想到的是最大的开销：火车票。
“硬座普快，上海到首都，88块钱，我是学生票，也就是来回88块。”
他在纸上写下“车费：≈100元”。
李默犹豫了了下又补充写下：“（硬座，夜车）”。
他知道，如果选择夜车，可以在车上熬一夜，省下一晚的住宿费，虽然辛苦，但能省钱。
说到住宿。他对首都的住宿价格没概念，只能凭想象和听来的零星信息估算：“最便宜的小旅馆或者招待所，一晚上怎么也得10块钱吧？两晚就是20块。”
嗯，也许可以找找同学的同学，看能不能借宿一晚，但这不确定性太大，还是先按最坏打算算钱。
门票。这是他最关心也最让他心疼的一项。半价也有50呢，而且是绝对省不下来的。
再加上吃饭，去首都一趟得花小200块！
看着这个最终的数字，李默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价格不低啊！
他心里剧烈地挣扎着。
理智告诉他，这也太疯狂了，为一两天的狂欢花光所有积蓄，值得吗？
而且路上辛苦，住宿简陋，吃饭凑合，到时候人那么多，还不一定能看到岗岗，值得吗？
但是内心深处那股压抑不住的渴望让他无法理智。
去看杨玉莹现场演唱！去感受万人合唱的氛围！去亲眼见证那场轰动首都的盛会！
这种诱惑，对于他这个身处校园、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的年轻粉丝来说，实在太强烈了。
“豁出去了！
“钱没了可以再攒！这种机会，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