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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怎能和医生相提并论呢？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小姑爷爷替我老祖父诊断出是膀胱结石，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膀胱”，更不知道“结石”是什么东西？就怕老祖父这下没命了便担心得要命。
小姑爷爷说“膀胱就是盛尿的口袋，里面结石大了堵塞了输尿管，如排不出尿来，就必须要进行手术摘除治疗”。
我一听到“手术”就联想到“赤医大”学员们给狗做“手术”的场景，吓得我哭得不行，求父母把老祖父送到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随后岔河医院的救护车便把我老祖父送到了江医附院。
我的家虽然地处偏僻的苏中农村，可是解放前却有几位先辈参加了革命。我老祖父有一位堂弟名叫丛其山他因吃不饱饭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到了陶勇的海军部队，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解放后转业到交通部水运规则设计院工作，据说后来官至党委书记。现已离休，在北京市柳芳南里安享晚年。
我父亲的三叔叔吴春生，解放前做过私塾教师。因逃婚而参军，五十年代转业到江城医学院当办公室主任。他每次回老家都有“乌龟壳儿”的汽车接送他，四乡八邻有人生病都找三叔爷爷安排看病。乡长、书记都请他吃饭，在我们家乡很有名气。
在那个年代里，好多亲戚盖房都请他帮忙批木材、水泥计划。我家盖房时也是三叔爷爷批来的水泥大梁，我父亲用“挂桨船”从江城一路水运回家。
我老祖父去江医附院看病这件事一定要惊动三叔爷爷的。三叔爷爷打了一个电话给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后，老祖父很快就住进去了。我因为高中在读又揣着上大学的梦想，就专心在家读书没能去江医附院。但我心里已经无时无刻不对那座“救死扶伤”的人间圣殿充满着向往。
父亲在江医附院陪老祖父治病，他尽心尽责地服侍在老人家的床前。父亲只是老祖父的孙女婿，可父亲的孝行不但感动了老祖父，连病房里的其他病员、家属甚至医护人员都被他的行动感动得直竖大拇指。
父亲抽空便坐“机机快”（一种客船）回家，有一次他给我们带回半瓶老祖父多下来的“麦乳精”，父亲一边用开水冲给我们尝新，一边还给我们兄妹讲起医院病房里的趣事。
父亲像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讲故事一样惟妙惟肖地对我们讲道：
“那些医生、专家个个都是穿着白大褂儿，每天上午八点准时来查房，病房里的小护士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轻盈得像飘来飘去的白蝴蝶儿一样，说起话来声音像银铃儿似地好听。”
“还有那些医学院的实习生（大学生）跟在老师后面认真地听讲，仔细地记着笔记……”
父亲的话说得我心里痒痒的，我恨不得明天就能考进江城医学院，融入那些白衣天使之中。
如果我能心想事成，在我们家乡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啊？
那段时间我总爱浮想联翩，我想象着江城医学院的大门、教室和教授们的摸样。想象着与女大学生们同窗共读的情景。我还想象着三叔爷爷吴春生当大干部的模样。
对于三叔爷爷吴春生我只是在很小的时候曾见到过他。印象中的三叔爷爷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戴一副近视眼镜儿、一头浓密乌黑的头发紧紧地向后倒着，属于典型的干部模样。可是近十几年里，从没有机会见着他，他留给我童年的印象就像是夏夜里天空中的星星那样既遥远又模糊。
老祖父在初冬的时候终于出院回家了，那个年代也没听父亲说过送红包儿给医生的事，但手术却很成功，时年75岁的老祖父又活了整整十年。在85岁那年的秋天老祖父才离开了我们，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1980年我高中毕业，因我小学入学时的年龄就小，在农村既没上初三也没上高三，所以高中毕业那年我才17岁，参加高考后因几分之差名落孙山了，妈妈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便安慰我道：
“小哗（对儿子的爱称）再补习吧，章老师（妈妈的发小，我的小学老师）的女儿章平儿都考上了，我的儿子怎能不考上呢？”
为了能跳出农门实现我儿时的梦想，我暗暗下定决心听妈妈的话再好好补习一年。
妈妈让父亲去见三叔爷爷吴春生，请他为我写信给双甸中学的吴明荣校长。
吴春生本姓任，从小过继给大地主吴敬庭家，所以改姓吴，这样才和吴明荣校长同姓，听老辈儿讲吴春生与吴校长有很深的交情。吴校长看了三叔爷爷吴春生的信后，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我这个落榜的补习生。
在双中补习的二年里我和同学们一样，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觉。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其他时间几乎都用在上课和做作业上，同学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条件都很困难，几乎每顿饭都吃不饱。可是大家还是坚持刻苦努力地学习，在考试成绩上大家你追我赶唯恐落后。
补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