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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别山、进军大西南，历经战火洗礼不断成长。解放后，因其喜爱的一个女文工团员随部队接管西都时，在一次外出宣传演出后遭遇土匪而在西都市南郊西江边失踪。他得讯后参与多方寻找未果，从而婉拒首长的安排，独自安家在西都南郊西江边，自然就成了锦南他们父辈的邻居。
林锦南和郭卫东小时候最喜欢去摇转黎爷爷架在门口的那辆大自行车，江锋就拿根竹片在转得飞快的后轮辐条上打出当当声，黎爷爷总是装出愤怒的样子驱赶走他们几个小孩。
从没见他骑过那辆大自行车，总是见到他推着自行车上街，载着东西又推着回来。也时常看见一辆墨绿色吉普车不时停在他家门口，总有两三个穿军装的人给他送些米、面、油或者被子、衣服之类的东西，可他总要分一些米、面和白糖给几家孩子较多的邻居们。
他很喜欢林锦南、江锋他们几个调皮的孩子，快60岁了还敢给他们表演空手倒立，凭双手支撑身体在地上倒立行走，谓曰：“铁牛耕地！”锦南从他露出的的背上、腰间看见好几块吓人的疤痕，还大着胆子去摸过他肚子上那长长的大伤疤。
有一次，刘万平和郭卫东在江边见到一条蛇，跑回来告诉锦南和江锋，不想被黎爷爷听到了，立马带着几个小孩跑到江边追上那条竹竿粗的蛇，赤手空拳一下就把那条蛇抓住了，那条青灰青灰的大蛇就卷在他那干瘦的手臂上挣扎，把锦南他们几个小孩吓得哇哇大叫。
后来锦南的幺爸退伍后被安排在乡政府武装部工作，听他说好几次动员黎爷爷搬到民族学院对面的新苑干休所去，但他就是不答应。
没办法，乡政府就把他列为“五保户”，不用下地干活也由政府照顾他。可他又闲不住，自己置办了一大包各式各样的工具，逢场天就用自行车推着到街口铺上油布摆上摊帮人补铝锅、瓷盆、修电筒、雨伞等。
也不晓得他老人家是咋想的，补锅、修伞他都只收很少的钱，锦南父亲就曾笑过他总是做“亏本生意”。
别的不说，起码林锦南他们那几个大院随便哪家找他补个东西、修个电筒、修把伞他就从没收过一分钱。
有一次，逢场天人多车多十分拥挤，他照例在街口菜市场大门边铺上油布摆上摊，自然进出菜市场就有些堵。看到这种情况，他正想把手里的一个瓷盆补完后收摊另找个地方摆摊。
可这时候工商所和市管会的人气势汹汹的来了，哪里会听你一个老头子的解释，一个毛头小伙子冲上来就把他的工具和那些锅盆烂伞连带油布一卷给没收了，他上前去拉，想抢回自己的东西，另一个年轻人竟强行推开他将东西抬着扬长而去。
这下把他彻底惹毛了，连自行车也不要，气冲冲地跑回家翻箱倒柜找了好几个红本本，出门顺着西江跑到市中心人民路1号西都市人民政府去讨说法，门口当兵的当然不让他进去，他一气之下跑到大门柱边去摘那挂在大门口的市人民政府大牌子，政府的人赶忙扶着他到接待室坐下，耐心的给他做工作，又见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那么多“红本本”（他当兵时的证件、立功证书等等），知道这人不好惹，赶忙打电话通知西都军区有关部门和他所在乡政府的人过去把他接回来，最后让市管会的那两人给他赔礼道歉并把工商所的陈所长调离了方才作罢。
经过这件事以后，乡政府觉得他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保不准哪天他老人家闲不住又惹出新的事端来。经研究，决定给他找一个既轻松又稳定的事把他安顿住。刚好，进入九十年代后兴起了办乡镇企业，著名的西都酒厂与乡里联办了一家“临江曲酒厂”，就安排他去守大门，他也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了。
那时锦南他们已上中学，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酒厂大门口，总会看见他坐在厂门口擦他那辆大自行车，刘万平的自行车坏了还推过去让他修，林锦南和江锋也经常放学后跑到黎爷爷那儿去玩一会儿，听他讲一些他已讲了无数遍的曾经的那些战斗故事。
有一天晚上，临江曲酒厂库房里的曲酒被小偷偷走了好几十件，上万元的东西呀，这事儿搞大了哈。
厂里报案后，公安分局的警察很快到厂里展开调查，方厂长把他叫到警察面前，几个民警看他懒洋洋爱理不理的样子，就想吓唬吓唬这个干筋筋、瘦壳壳的老头子，一个警察大声武气、用严厉而怀疑的语气质问他：
“喂！规矩点哈！叫啥子名字？昨晚是不是你值班？”
黎爷爷斜着眼睛瞟了几个公安一眼，慢条斯理的说了句：
“会说人话不？我叫黎江海，你们叫我海哥也行，叫我海娃儿也行，我根本就不叫‘喂’，晓得不？”
几个民警还没反应过来，又听他继续到：
“昨晚我是睡在门卫室的，一个人睡的，今年66了，就没挨到女人睡过，不犯法嘛！”
一个公安看他说话有点“冲”，就加重语气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