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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没有受过中国污染的“大和语言”和“大和心”，主张日本需要重新发现这个没受过“汉意”阴霾的日本。
对于普遍帝国来说，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识别标准是其“形式”——亦即其伦理道德、礼义人心——任何“质料”都是从属于“形式”的，只要形式不受伤害，则质料的变更并无所谓，所以，统治者的血统并不是其统治资格的限制条件。相应地，任何变革也都不能触及帝国的伦理形式部分，这并不会因为统治者不是满洲人便有区别，否则无法理解晚明的种种政策昏招。而对于接受帝国文化辐射的周边国家来说，为了让自己能够从精神上摆脱帝国的文化压力，获得主体性，便必须反过来强调“质料”是优先于“形式”的，其本身的质料特殊性是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识别标准，在质料不受改变的前提下，则形式的变更并无所谓。所以，日本可以迅速地转向西方的知识体系与政治方案，大清的改革却窒碍难行。
普遍帝国要突破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唯有从“伦理、官僚世界”进入到“政治世界”，将帝国的自我身份与伦理剥离开，实现政教分离，否则必定无解。这需要有一种根本上的精神转型，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政治观念上的“哥白尼革命”，此种精神转型将会非常痛苦、非常困难。但帝国所承载的普遍理想，其若欲成就自身，便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只有普遍理想摆脱了与政治的结合，摆脱了被建制化的命运，才能够自由地奔流，才能够真正地起到匡正世道人心之功，而不再是不断地被政治所异化。
进入“政治世界”，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自我认同基础应该是，政治只处理与世俗相关的事务；道德抉择的问题具有属神性，应该将其交给个人来决断，国家承认每一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但是一旦进入这一阶段，对于满洲人来说一个麻烦就出现了，因为这意味着统治者的血统不再是无关紧要之事。于是大清的转型就此进入到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要同时处理多个彼此矛盾的任务；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对于各种危险都有清晰的理解方可。这样一种要求，对于大清的局中人来说，无疑太过高了，不仅仅是满洲统治者没有这种理解力，当时的各种精英也都还没有获得这样的理解力。这样一种理解力，必须在历史的痛苦磨炼当中，才能逐渐浮现出来，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路上。
3.新人才的培养
洋务一开，人才便是重中之重。没有足够人才可用的情况下，大清只能雇用外国雇员代为办理洋务事宜。但外国雇员良莠不齐，其对大清的忠诚也并不总是靠得住的，所以大清开始陆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但留学生的身份问题是个麻烦，因为帝国公派留学是要补科举之不足，而科举制本为帝国的统治基础之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倘若留学生的身份与科举之间无法找到有效的兼容之制，则派遣留学反而会成为帝国的自我瓦解之举。所以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留学的人数始终很少。因其少，既有的秩序对其的吸收就并不困难；但也正因其少，则大清要办洋务又完全不敷使用。终于，经历庚子之变后，大清痛下决心废除了科举，学部又于1906年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考试列最优等者，赐进士出身，考到优等及中等者，赐举人出身，并加以某学科字样。如此一来，留学生骤然增加。以留日学生为例，其人数在1905年之前每年仅千余人，1905年骤增至8000人，之后便过万并持续上升。 ot;rk” title=”参见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这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一方面，海外留学生逐渐有了新的视野，形成新的世界观，对于政治有了新的理解，这与帝国的旧视野很难兼容。另一方面，帝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准，无法为如此之多的留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入仕的机会更是相对有限，前途的极大不确定性，使得与帝国日渐离心的情绪在留学生中传播开来，以致清政府发现，新式学堂里“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惊叹“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
反观国内，旧式读书人因科举废除而丧失了进身之途，无处可去，遂也变为疏离于帝国的力量。在科举制下，普通百姓对于传统道德有敬畏，对于乡绅有信服，乡绅起着维系传统道德、联系乡村与帝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