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dingdian666.com)更新快，无弹窗！
国家的财政依托于经济，政策执行能力则依托于财政。这种连锁逻辑，使得脱离开世界市场与世界政治来讨论大清的问题，变得极为隔靴搔痒。
二、新的知识与新的人才
1.新的秩序观与对新机构的需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通常被视作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并未因为此战而睁眼看世界，战争仍然被放置在传统的秩序观念下来理解。大清曾本能地将东南海疆问题与西北边疆问题做近似处理，这从其用人可以看出来。比如，出身宗室的奕经，西征喀什噶尔回来不久，就被派去宁波打鸦片战争；在喀什噶尔生擒和卓张格尔的将军杨芳，比奕经更早地被派赴广州抵御英人；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失败，则被贬赴伊犁充军，嗣后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林则徐又从西北被调回东南。在这种视野下，海洋与陆地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西洋、南洋与中亚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英夷不过是需要被怀柔的远人，夷狄不知礼义，唯利是图，朝廷赐其通商权利是怀柔的需要，而无法有效处理夷狄事务的封疆大吏则应接受惩罚。
这样一种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使得大清无法真正理解《南京条约》的意涵，也没打算拿它当回事，更无法理解英法所提出的修约要求。英法则无法理解大清的天下-帝国观念，无法理解大清的关切。这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皇帝避居承德，北京沦陷；在各种彼此不理解当中，战争成了解决争议的终极手段。
战后的和谈进程却让大清官员大开眼界。在历史上，国都沦丧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亡国之祸。但是未料英法两国并不以灭亡大清为目的，只是希望通过武力压服大清，使其不得不接受英法所主张的规则秩序；一旦依照他们的要求签订了条约，两国居然会依约退兵。两国的军队在圆明园确实发生了抢劫活动，但是抢劫本身居然也是有规则的。一种闻所未闻的国际条约体系从此进入了大清官员的视野当中。“从前被认为是屈辱的条约现在变成了一种用来确定最大让步底线的有用工具，超过这条底线，中国就不予同意，而洋人在法律上也不得逾越这条底线。” 洋务从此成为大清用以应对世界、重构自身的必须。
为了应对洋务，传统的军机处加六部、理藩院的制度架构完全不敷使用，一系列新机构必须要设立了。先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与礼部、理藩院等过往处理帝国与外部关系的机构有着一些根本差异。礼部用来处理周边的朝贡国与帝国的关系，理藩院则是大清的独有机构，历史上可以类比的只有大元的宣政院，是用来处理帝国与内亚地区蒙藏等诸多藩部的关系的，对俄罗斯关系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放置在理藩院下面来处理，与西洋诸国的关系原本也是由这两部门来管理的。礼部和理藩院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帝国与其他的附属国家乃至蛮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