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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进行抑制，难以维持能够约束在下者之贪欲的礼法秩序。有识之士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变局已隐隐在路上，故而力图推动社会的革新，开启了对于今文经学的复兴。
但是朴学与今文经学的进展最终都遭遇到了一种极限。对于平民社会的普遍帝国来说，其制度外化最终必须表现为一种普遍的程序正义，才能用一个普遍的秩序容纳所有的个体特殊性。这种程序正义的充分展开，还是需要现代法律技术的进入，而儒学已达其极限，无法提供这样一种技术了，但儒学新的精神运动已经为该技术的引入提供了精神前提。西方新观念的进入，提供了平民社会下自生秩序扩展的规则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的法律观念也是为中国准备的，它也是中国的；一如韩愈曾经极力排佛，但实际上其排佛时的问题意识已经被佛教所规定，又过了两个世纪佛教就已彻底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西方的法律观念也必会经历这样一种内化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过程。
在朴学和今文经学的思考当中，时人的视角被进一步引入对经世实学的关注。随着大清在乾隆年间平定西北，经世实学中遂发展起西北舆地学，并成为清代学术一大潮流。
在西北舆地学当中，辽金元史获得了不一样的意义，中原学人第一次将视野严肃地投向了草原。儒家的普遍理想之外化，至此终于从草原和中原两个方向获得了精神自觉。大陆帝国的精神现象学可能性，至此终于被穷尽。新的现象可被整合在既有的精神秩序当中获得理解，譬如大清将对俄罗斯的事务安置在理藩院当中，对其进行“羁縻”；这显然是一种理解错位，但在儒家框架下这差不多已是能够做到的极致，这也意味着东亚轴心文明所外化出的大陆秩序已经走到了尽头，其精神现象学运动已从各种意义上为现代海洋秩序的进入做好了准备。
5.海上声教的完成时
从南朝以来，草原方向的压力不断地将中原地区的文化鼓荡而出，通过海洋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大清不啻是草原冲力的最后一波，它再一次将中原的文化向外鼓荡，并因此刺激了此前早已孕育的东亚海洋诸国的自觉意识。
自明朝建立后，这种自觉意识便已开始逐渐浮现，其起点是一种新的经济秩序的生成。宋元两代，中国的铜钱一直在向周边大规模地流出，也刺激了周边海上地区诸多自由商业圈的发展。但是到了大明，厉行海禁，铜钱的对外流出停止了，这对东亚海洋世界的秩序是个大的震荡。周边地区被迫主动通过政治方案来应对此一冲击，能够成功应对的政权，便显示出统一各地经济圈的动向。越南北部地区便完成了从依赖贸易的东南亚型政权向以官僚制、常备军和儒学为基础的中国式国家转型的过程。 永乐大帝曾经征服了这一地区，越南经历了约20年的“北属时期”，但最终还是赶走了明朝统治者，建立后黎朝，并发布《平吴大诰》。大诰有云，大越“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明确表达了不同于中原的主体性意识。而日本方面，由于16世纪初期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银矿，出现了新的经济变量；在16世纪中期火枪又由西方从海上传入了日本。新变量的出现，使得日本结束了分裂的状态，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随即发动了侵朝战争，意图“超越山海，直入于明”。虽然战争失败了，但是其独立意识已经表露无遗。
到明清鼎革，明末遗民朱舜水先生将朱子学传于日本，水户学因此而成，德川光圀的《大日本史》，便是东洋独立的历史哲学宣示，大清在“华夷变态”之说中沦为夷狄，中华正朔转移到了日本。日本国学派在这之后逐渐兴起，“国学派崛起的背景是一个非常崇拜中国的江户社会，一个企图建立日本主体性的反动”。 越南阮朝同样自视为“中夏”，认为中原正朔已绝；这一宣示，不过是对两百余年前《平吴大诰》的重申。而与中原帝国关系最近的朝鲜，则在私下里不废崇祯年号两百余年，视大清皇帝为“虏王”。
儒家的天命观与正朔之说仍是这些国家赖以想象世界的坐标基础，但他们通过对于天命与正朔的重述，从而依托儒家完成了独立于中华帝国的自我意识的构造，并推进了本国内部的集权化进程，东亚世界后来的国家政治的结构，于此初现雏形。也正是这些自我意识的浮现，使得东亚的海洋世界被主体国家所分割，此后再无如汪、郑一般治下一统的东亚海洋秩序。如此一来，则东亚的海洋变成了陆地的衍生物，背离了海洋所能涵育的个体主义、普遍主义秩序。
但是，远方的海平面上已经可以看到西方的船帆，一种全新的力量正滚滚而来，几百年前澳门呈现出来的一个点，将转化为完整的一个面，并会进一步呈现为多维的一个系统。西方将会以更加深刻的方式将东亚的精神世界还原为一种特殊存在，进而促成东亚世界的自我重构，并以全新的方式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
中国的历史遂进入了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阶段，通过这个转型，中国历史将进入今天仍在进程中的第四轮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