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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喀喇汗国。此前的突厥汗国虽然与穆斯林早有交往，但是一直没有改宗。直到喀喇汗王朝的阿尔斯兰汗，才在公元960年率领20万帐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厥人的伊斯兰汗国出现了。这一年，正与赵匡胤黄袍加身是同一年，不啻是个历史隐喻——西域在与中原隔离发展的时候，双方都在蓄力，未来的重逢之日，西域将以极为深刻的方式逼问出东亚普遍帝国的政治性。
前文曾提到，平民社会要求帝国政治的世俗化转型，它进一步要求在帝国的精神层面上完成政治与伦理的分离，作为其思想条件，而这种分离需要有诸多精神世界的彼此实质性冲突，才能被激活出来。在宋学兴盛之后，佛教已经被儒家文明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儒释二家无法形成那种精神世界的实质性冲突；那么，此种实质性冲突，最终必定是在亚伯拉罕一系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有经世界”与非亚伯拉罕宗教的“无经世界”之间展开。经此冲突逼问出帝国的政治性，意味着此后帝国政治才能走上自我节制之路，为自己划定界限，将自己约束于纯粹属人的事务，而将属神的信仰世界转交给社会来自主抉择。
只有这样，帝国才能超脱于文化性与伦理性之外，真正获得自己的政治意识。帝国由此转化成为一个普遍的容器，为各种人群的自主道德抉择、各种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一个外部条件。帝国承认其治下个体的道德自主性，帝国的属神性寄托于每一个个体（或初级共同体）身上。至此，普遍理想也不再力求将自己外化为帝国，以其作为自己的世俗担纲者；而是放弃世俗的政治，摆脱建制化对精神带来的异化，投入到纯精神的世界，让自己的普遍性获得更加深刻的展开。帝国下降到人间，精神上升到神界。
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冲突，当然带来了这样一种实质性精神冲突；但是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西域的伊斯兰化，已经埋下了这样一个历史伏笔，它已经为帝国真正的政治意识的激活，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可能性，未及释放，便伴随着西方的到来而为人们所遗忘；但是，焉知在伊斯兰复兴的今天，千年前埋下的这一伏笔不会迸发出其最深层的历史哲学意义呢？
2.神学路径之别与游牧、定居的关系
对于这一历史伏笔的细节，可以再详加解释一下。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并非遭遇到征服的结果，而是苦行云游于中亚草原的逊尼派苏菲教士群体的工作结果。一般认为“苏菲”是阿拉伯语里面“粗羊毛”的意思，意指这是一群穿着粗羊毛制成的衣服的人，他们不追求华衣美服，不追求世俗的享乐，力图通过自己的苦行达到对于真主的认知。苏菲是一种修炼方法，而非一个教派。中亚艰苦的自然环境，正好适合这样一群苦行者的需求，所以中亚有很多漫游的苏菲。在将伊斯兰教传播到北非、小亚细亚、中亚和南亚的过程中，苏菲群体可以说居功至伟。
苏菲的基本修行方式是苦行，通过苦行的修炼，最终可能走向两种路径：一种是迷醉式的神秘主义，一种是依照律法严苛自律的虔信主义。两种路径差别甚大，但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拒绝以理性为前提来对待世界。神秘主义苏菲认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理性所可以处理的范畴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神秘的关系，个人要通过灵修等等方式，以一种神秘体验来获得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确认。神秘主义苏菲走到极致，就走向其惊人的逻辑终点“人主合一”，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秘主义苏菲的根本特征。虔信主义苏菲则认为，对于神的无条件的信仰，是对于世界的一切思考与理解的根本前提；在他们看来，神秘主义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获得对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确证，这就意味着神并不是无条件信仰的对象，而是需要获得证明的，这无疑是已经不相信神了，是渎神的。对神秘主义和虔信主义两种苏菲而言，理性都只不过是个工具，而绝不是思考问题的起点。伊斯兰教也有理性主义的派别，代表是在阿巴斯王朝前期的穆尔太齐赖派，它高度强调理性作为衡量问题的标准，对于神的理解也要通过理性来进行衡量，所谓理性，则差不多可以解释为当时的穆斯林学者所接受与发展的希腊哲学。在虔信主义看来，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无疑也是渎神的，因为后者要通过某种证明才肯接受神；在神秘主义看来，神的伟大远非理性所可理解，理性主义的态度无疑是在贬低神，从而也是近乎渎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