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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世纪中亚伟大的游牧统治者察合台后裔以及帖木儿，尽管他们都自视为虔诚的穆斯林，但是有人就对他们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把成吉思汗的习惯法置于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之上，其虔诚性是大可置疑的；叙利亚这种定居地区的神学权威更是干脆不承认他们是穆斯林。
游牧突厥的信仰虽然与其萨满教传统有着各种纠缠不清的关系，但在其征服过程中还是大有帮助的。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便向天山南路展开圣战以利征服，而圣战的口号对于动员本部人群的效力，大概要更优于一般的对外征伐的动员力；喀喇汗王朝在征服东伊朗系的萨曼王朝时，也得到了萨曼王朝内部的伊斯兰教士的支持，教士觉得这样一群突厥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很好，他们可能比萨曼王朝的统治者更有资格统治河中地区，于是萨曼王朝就在人们的普遍淡漠中灭亡了。
喀喇汗王朝对于中亚的统治，伴随着中亚地区文化的大发展，这些统治者广受西亚中东旅行者的推崇，称这是世上最优秀最明智的统治者。正是在这个时期，中亚突厥人的文化自觉也开始形成了，这种自觉与伊斯兰教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
3.自我意识的表达
日本的伊斯兰研究权威人物羽田正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发现，9世纪后半期到10世纪，阿拉伯语地区和波斯语地区分别开始了其世界史的书写。阿拉伯语的世界史书写，作者们认为即使伊斯兰世界在现实中分裂为多个政权，但是仍然有一个完整的“伊斯兰世界”存在，它对峙于“非伊斯兰世界”，两个世界又被称为“伊斯兰之地”与“战争之地”。波斯语的世界史书写，这些作者并不采取横向记录整个“伊斯兰世界”各地区的办法，从未尝试设定包含阿拉伯语文化圈的空间概念，除了从穆罕默德蒙天启到阿巴斯王朝建立之间的阿拉伯帝国历史，原则上他们只对伊朗高原及其周边的波斯语文化圈的政治史及王朝史有兴趣。也就是说，波斯语地区的世界历史书写——他们的历史哲学的表达——实际上是力图超越于伊斯兰教之外，将伊斯兰教揉入波斯世界的自我表达之中，从而形成波斯世界的主体性叙事。波斯人作为穆斯林，没有办法脱离开伊斯兰教说事了，但是伊斯兰教于此只不过是波斯人自我意识的表达载体。
中世纪的中亚突厥人的行政语言和文学创作通常是用波斯语，中亚突厥人之主体意识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类似于波斯人，只不过这些突厥人的主体意识不是通过历史著作形成的，而是通过长篇诗歌的创作完成的。11世纪中期，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喀喇汗王朝定都喀什噶尔，西喀喇汗王朝定都撒马尔罕，这两个地方成为中亚的两大文化中心。喀喇汗王朝的伟大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出生于巴拉沙衮，成名于喀什噶尔，写作了第一部伟大的突厥语长诗《福乐智慧》献给东喀喇汗王朝的博格拉汗。《福乐智慧》长达13 000多行，完整地表达了对于正义秩序、政治理想、世俗道德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其中自然有大量诉诸伊斯兰的观念，但是这种种诉诸，都是围绕形成中亚突厥人的自我表达这一意图的。此外，喀什噶尔还孕育了堪称11世纪中亚社会百科全书的《突厥语词典》，伦理长诗《真理的入门》则完全是用喀什噶尔语言写就，同样是以伊斯兰的话语表达中亚突厥人的意识。
这些重要著作可以说是中亚地区的自我意识的宣言。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自称为“桃花石汗”，一说桃花石是拓跋的转音，是当时中亚基于对北魏王朝的记忆而对中国的称呼，带有“东方与中国之王”或“东方与中国之苏丹”意义的封号。他们自认是中国的国王，与唐、宋的皇帝是甥舅关系，西亚国家和哈里发也都承认他们是中国之王。 喀喇汗朝自我意识的表达是在一个已经抽象化的“中国”意象下展开的。
从而，西域地区对未来的大陆普遍帝国之政治性的逼问，便有了加倍的复杂性。一方面，从普遍治理的层面，已经获得了自我意识，却也不排斥抽象的中国意象的中亚人群，对习惯了中原或东亚本位的帝国提出巨大挑战；另一方面，这个中亚人群的自我意识又是通过一种普遍性的宗教获得表达载体，从而内蕴着“有经人”与“无经人”的精神冲突。西域将从政治实践与精神秩序两个层面，对后世的大陆帝国形成最深刻的挑战，令后者最终淬炼出其政治性来。可以说，西域就像一面镜子，大陆帝国正是在这里才得以看清自身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