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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地方预算收支核定以后，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地方超收和支出的结余都留归地方支配，地方不足和超支部分，中央财政也不再补贴，由地方自己形成财政平衡。这种财政制度充分刺激了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层面的改革不容易迅速推进的情况下，地方的各种创新对于改革旧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地方活力的充分释放，发达地区上交中央财政的部分占其地方财政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小，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影响力开始变小；不发达地区则需要国家层面的财政转移支付，以支持当地的发展，而中央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做这些事情。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在1984年以后明显下降，到了1993年，即分税制改革前一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近八成，形成一种“强枝弱干”且“枝”很不均衡的格局。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经过中央与地方的艰难谈判，终于在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基于不同税种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上一年的刚刚超过两成上升到近六成。国家主要部分的财政收入上收于中央，中央再依照地方的财政支出需求向下进行拨付，以此确保中央对全国经济与社会的调控能力。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事权并未因为财权的变化而减少（以其财政支出规模作为衡量指标）；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其晋升机制也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经济发展仍然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这需要通过各种方面的投资来实现。可是投资的自主决策权力，已经因为分税制被收走了，这就刺激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财政来源。
土地财政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分税制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种全部划归地方政府，除金融、铁道等跨区域经营行业之外的服务类行业的营业税也划归地方政府；增值税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制造业企业应该交增值税，但地方政府在其中所得有限，于
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兴盛一时的以制造业为主的乡镇企业，不再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开始萎缩；而建筑类企业缴纳的是营业税，归属地方，建筑业对于土地有大量需求，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也归属地方。因此地方政府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些构成了广义的土地财政。之后，地方政府又以土地为基础构建起发达的融资机制，土地金融成为比土地财政规模更大的资金体系，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更大的动力。
正是这个过程刺激了中国（广义）城市化的大发展，包括大量开发区的建设，21世纪初期初见成效。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与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远远地先于工业化。但这样一种城市化的发展，倘无足够的工业能力进驻，势必无法持续，最后会因为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这已是当时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个深层危险。
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正在这个时候到来。在土地财政初见成效、败象未露之前，西方国家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远远超出于工业发展水准的城市化进程，刚好提供了大片已开发好却近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大规模外包所必需的供应链有了成长的可能性。很多进驻开发区的大型制造类企业，如富士康之类，成为实际上的组装企业；与其配套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自发成长起来，它们数量巨大，极为专门化地生产各种配件，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经营极其灵活，远非决策机制沉滞的国有企业可比；它们基于供应链的逻辑而分布式地成长起来，形成一种非线性的增长速度。再加上此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部分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中国的自主决策在其中有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一种时间性的耦合，中国顺势而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内在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发展过程之中，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