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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陷入财政困境。但是安史之乱意外地促成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帝国在这里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并进而促成了中原的社会结构从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
战乱起后，大量人口逃至江南。这次南迁与西晋末年的南迁有很大区别。东汉末年开始天下大乱，到西晋末年已持续了近两百年，中原早已形成坞堡经济；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中间也还是有一定的时间过渡，这两个因素使得豪族有时间组织起其部曲、附庸等一同南迁，所以豪族的社会结构并未遭到太大破坏，甚至东晋的豪族门阀较之在江北时还要有影响力。而安史之乱之前，正是中原的均田制、豪族经济已近解体之际，并且安史之乱非常突然，南迁者来不及有组织地行动，只能零散地南奔；安史大军是草原骑兵，淮河以南水网纵横不利于骑兵南下，所以逃难者迁至江南也就安全了，之后在江南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属于平民社会。
从上古以来直到安史之乱，除极个别时期，中国人口的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以南的人口始终少于以北。安史之乱前不久，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河东、河北诸道的人口密度大致是淮南和江南两道人口密度的两倍还要多；但是安史之乱后，北方诸道人口损失极大，江南道人口也有减少，但其密度反是河南河北两道的近两倍，淮南道人口甚至还有相当比例的增加，密度达到河南河北道的四倍还要多；到了五代时候，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更是好过北方，中国的人口重心从此不可逆地转移到了南方。
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从而改变了相应区域的生产要素价格。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诸如水稻插秧、土地复种制等，都不具经济可行性，反倒是粗放的技术、土地轮耕制更为经济；地狭人稠的情况下，则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会变得更为经济。在北魏时期黄河流域即已经存在水稻秧播技术，但是江淮地区一直到唐代前期仍然保持火耕水耨的技术和轮耕制，土地利用率只有50%甚至更低，因为此时土地要素价格远低于劳动力价格。直到安史之乱后，大规模人口南迁，江南开始地狭人稠，使得秧播技术及土地连作制在江南获得使用，土地利用率从50%提高到100%。到了宋代，在将冬小麦的种植扩展到江南的同时，发展了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从而将土地利用率从100%提高到200%。江南的稻麦复种制出现在北宋后期，成熟于南宋时期。正是由于秧播技术缩短了水稻的占地时间，稻麦轮作成为可能。 稻麦二熟制不仅使江南的土地利用率提高，并且土地水旱交替使用，使土壤得到进一步熟化和培肥。而人口密度的增高，使得在江南地区修建复杂的水利工程也成为可能，再加上诸如占城稻、双季稻等新稻种的引入，这些都更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这样一种发展使得江南一下子成为帝国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区，成为全新的经济要素，从而为帝国提供了必需的财政基础。韩愈曾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此语或略有夸张，但江南已成为帝国的核心经济区是无疑义的。
由此可知，所谓技术进步，不仅仅是指该技术是否已经出现，还包括该技术在给定的要素价格下是否具有经济性的问题。就江南农业技术的进步而言，其中的关键实际上是人地关系导致的要素价格变动，只有在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下降的时候，既有的技术才能在这里规模化应用，并衍生出一系列此前不存在的应用方式。江南地区浮现的新经济要素，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财政基础，使得皇帝可以此努力去对付国内其他反抗力量。
2.新的财政资源
劫后余生的大唐帝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虽然不够成功但令人钦佩的努力，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努力解决“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的问题，也解决帝国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