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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意识到固然是因为中国辉煌的经济记录，但中国的经济成功恰恰是在这个早已开始并已主导世界历史走向的“生成中的世界”中取得的。当中国加入这个过程后，世界历史确实为之一变，可以称之为基于中国成长的“生成中的世界”了。这样的世界历史应该在我们民族的自我意识中呈现为实践的过程，呈现为民族自主性的自我证实。
2.“林肯论辩”式的认识方法
我们可以借喻式地，将这种对于世界历史与政治秩序的认识方法，称作“林肯论辩”式的认识方法。在南北战争前和战争中，林肯与他的同事和对手们就奴隶制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宪法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辩论。辩论的当事人均为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论辩的主题是政治的哲学基础和神学基础；但这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过程，论辩所指向的是政治行为特别是立法行为，与传统欧陆政治家纯粹基于利益交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操作有着巨大的区别。初看上去，“林肯论辩”中争论的内容似乎是很具体的黑人自由权，但深入理解的话，是普遍意义上的自由秩序。林肯们对关乎秩序根基的哲学和神学的论辩，刻画了一系列对现存规则的挑战与反思，展示了对未来成长的欲求及相应的智慧和技艺。
“林肯论辩”有虚、实两种意涵。实指的“林肯论辩”，在美国的非常政治时刻呈现出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它为日常政治奠下基本的价值取向。虚指的“林肯论辩”可以英美国家日常政治当中的议会辩论为代表。“实指论辩”所奠立的价值取向，其内容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要不断地经受考验，并在此过程中继续通过激烈的论辩而更新自己的生命力。后来罗斯福新政过程中的论辩，越战过程中的论辩，甚至今天奥巴马与特朗普的政策论辩，都在更新着它的生命力。而“虚指论辩”看上去往往是些琐碎的物质利益争论，但正是这种琐碎，才约束着“实指论辩”中所争论的价值并不是一些凌空蹈虚的想象，而是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这些价值会在琐碎的争论中被具体化为一系列的程序正义，作为“虚指论辩”的制度条件。对于政治及秩序的这种“虚实结合”的认识与实践方式，堪为世界之普遍联系的全息缩影。
这些浩如烟海的议会纪事看上去似乎已然去政治化，一如施密特所批判的英美政治是去政治化的技术统治，但实际上它指向着一种更大的政治，它在构造一种普遍秩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对于法权的发现与政治的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政治认识的过程基于政治实践的过程，政治实践的过程又在不断地推动着新的政治认识的过程。这个互动的过程没有终结，它始终在不断地运动、不断地生成。可以说，“林肯论辩”是政治的存在方式和生成过程。把历史拉长开来看，这种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与政治观在英语国家发展起来，并逐渐覆盖了那些抱持观念论的历史政治观的地方。
中国的经济持续不断地深度融入全世界，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我们纯粹内政的行为，也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性效应。这些都使得我们过去对于世界的认知模式遭遇严重挑战，无法真正意义上地理解自身与世界。倘若始终无法获得“林肯论辩”式的认知与理解方式，中国将无法理解外部世界的正常诉求，即便是外部世界发起谈判的请求，也可能会被中国视为围堵而遭拒斥。
可以说，此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精神解放”运动，而不仅仅是一场启蒙。这里的所谓启蒙，是指在蒙昧的状态下开眼看世界；所谓精神解放，是指在根本上改变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启蒙可能带来大量的信息，但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信息的意义为何。因为，任何信息，都只有在特定的认知框架下才会呈现出其意义，没有脱离开认知框架存在的赤裸信息；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所谓精神解放，就是要反思乃至重构我们的认知框架。所以，精神解放，是无法简单地通过另一次启蒙来完成的，因为这很难突破观念论的结构，只不过会让我们落入新一阶的将民族理解为致密体的误区。“林肯论辩”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浮现出来，它有两重意涵：第一，我们需要有历史政治观上的转变，对世界秩序进行全新的理解与实践；第二，中国需要在精神层面上进入不断自我解放的过程，它可以通过林肯论辩的方式进行。新的历史政治观在此论辩中浮现出来。
视野进一步打开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