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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美也懒得过问他了。自从女儿出国后，他们便各自在外面吃饭，家的液化气灶便再没有点燃过。
张海波知道，天美公司的经营成绩有一部分是靠牺牲国家利益获取的。起初他对自己在这样的公司工作有点自责，但细想一下，在当前许多监管手段尚不健全的环境下，又有哪家公司愿意清清白白地做生意呢？如果那样，不仅无法生存，还会被同行笑为傻子。
甭说私有企业了，就是国家办的学校还不是巧立名目从学生家庭里搜刮钱财。一个小学生除了要交学费书杂费外，还要给学校交跨学区费、择校费，有的学校还要求交一笔赞助费，这让一些学生家庭苦不堪言。
张海波深深认识到报纸上所说的话，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许多问题政府不得不下大力气来抓了。
有一次，公司卖给一家证券公司一批小汽车。几个月后，其中有一个驾驶员来修车，实际上那辆车什么毛病也没有，驾驶员对张海波说：“我把支票给你们公司，你们给我买一台二十九寸的彩电，然后给我开一张修理发票就可以了。”
张海波脑子里打着疑问：“这样也可以？”
他给李维强打电话，说明了驾驶员的要求，李维强的回答很明确：“用户就是上帝，他们有什么要求，你尽量满足就是了。”
于是，张海波让财务人员给驾驶员开了维修发票，内容是更换后轮轴承、更换离合器片、添加冷媒等，总金额四千六百元，然后，那个驾驶员带着张海波到商场买了一台彩电，三千九百元，这样算下来，公司有七百元的收入，驾驶员拣了台彩电的便宜，遭受损失的是证券公司，而证券公司的利润往往以亿元来计算，对这几千元的成本似乎可以忽略。否则，在车辆管理方面为何如此松懈呢？
在李维强回到公司的某一天，多数销售人员都拿着一堆票据找他签字，张海波也是一样。那张电视机的发票将它做了入库手续，同时又当作礼品，做了出库手续。在李维强签字时，张海波特地说明：“这就是给新金证券公司那个驾驶员买的彩电。”
李维强来公司时，经常同车坐着一个男子，后来大家知道他是李维强的妹夫，名叫谭德君。李维强来公司后，主要是签些字，跟几个部门经理简单交谈几句便离开了，而谭德君经常会留在公司里，到处转着看看，还经常找人问东问西。几回之后，公司员工背后便叫他“二老板”。
谭德君以前在一家建筑公司当施工员，后来公司实行自负盈亏制度，由于工作量不足，职工工资无法保证，公司便到外地去联系业务，后来在遥远的哈密市找到了一项建筑任务。公司决定将一部分人员设备带到哈密，在那里搭建临时生活设施，做两年施工的准备，为此公司召开的动员大会，将目前的形势给大家讲清楚，号召大家踊跃报名前往哈密，然而，会后主动报名的寥寥无几，于是公司只能指派人员，被指派的人员多数不想去，但迫于公司的压力又不能不去，有少数几个人坚决不去，谭德君便是其中之一。李维佳曾劝他跟大家一起去，至少能发全工资吧，况且有一百多人要去，又不是几个人。谭德君说她头发长见识短。谭德君认为这是公司的计谋，说是让他们到哈密工作两年，一旦去了就可能永远也回不到乌鲁木齐了。于是有二十几个和他有同样想法的工人汇集到一起，跑到总公司去闹事，总公司将他们劝说回去后，给公司下了指示：“凡是不服从管理的人员，就让他们下岗。”谭德君就这样下岗了。
下岗之后的谭德君每天骑着摩托车到各处联系一些小工程，那里的路面需要翻新，谁家的房屋需要装修，何处需要开挖沟道等等，诸如此类的工程，他拿到后找一群民工去完成。几年过来，虽没有发大财，但也能应付家庭开销。而且，人们开始叫他谭老板。他自己也觉得大小是个老板了。
而他原来所在的建筑公司，在哈密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升降机坠落事故，有两名工人不幸身亡。后来那里的工程完工后，工人仅拿到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工资，而没有出乌鲁木齐的职工，从经理到普工每人每月只发三百元生活费。又过了不久，公司宣布破产，给大家发了些微薄的遣散费，便没有下文了。
谭德君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
李维强所经营的天美机电公司让谭德君很是羡慕。如今，公司人员配备到位，李维强已经没有必要天天到公司去了，他可以在政府机关正常上着班，隔三差五地到公司去一下就可以了。
当李维强在公司时，谭德君经常到公司去坐一会，聊聊天，喝点茶，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自己手头紧的时候能从李维强手上借到点钱。
谭德君曾经对他的妻子李维佳说过要问李维强借一笔钱用来炒股，李维佳当时很反对，但谭德君非常坚持，他说：“股市连续下跌了好几年了，现在政策变了，国家要把股市搞上去，证监会领导也换人了。我投进去的钱都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