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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最冷静的逻辑把对手逼到墙角。但他说起一家不存在的书店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比他在法庭上的任何时候都亮。
“那你为什么要当律师？”
“因为有人在破坏这个世界上值得被守护的东西。我爸以前常说一句话，他说一个社会法治好不好，就看那些最普通的案子、最普通的人能不能得到一份公道。他自己是个基层法官，审了一辈子的案子，能拿出手的最大的官，就是交通局的副处长。但他每次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喝着我妈给他泡的茶，都会很满足地说——‘儿子，爸今天又做了一件对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很平。
“他退休那年，被他判过的一个当事人从外地专程过来看他，带了一篮子鸡蛋，说您当年判我那案子，我记了十年。不是记恨，是记恩。那篮子鸡蛋，我爸舍不得吃，放冰箱里放到坏了都不肯扔。”
苏砚轻声说：“后来呢？”
“后来他生病，走了。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时衍，当法官和当律师，位置不一样，但做人的道理一样。该守住的，一步都不能退。”
苏砚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忽然笑了。
“你知道你刚才那段话，像什么吗？”
“什么？”
“像你不会卖的那种成功学畅销书里的励志桥段。”她打开车门，迈下一只脚，回头看着他，“但是陆时衍，你的书店要是真开了，记得给我留个位置。”
“留位置干嘛？”
“帮你选书啊。你的品位太老了，全是些发黄的旧书，总得有人帮你进几本新的。”
她下了车，关上车门，头也不回地往写字楼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逆着光，看不清表情，但声音清清楚楚。
“那个问题的答案——我是想说，如果早十年遇到你，我不会让我爸一个人扛。”
陆时衍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
等他想回应的时候，苏砚已经走进旋转门了。玻璃门转了一圈，把她的影子搅碎了，又重新拼起来。拼起来之后，她已经进了电梯间，只留下一串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脆响。
他一个人坐在车里，听着那串响声一点一点远去，最后被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吞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发动了车。车开出地下车库的时候，阳光晃了一下他的眼睛。他下意识抬手挡了一下，发现自己的嘴角不知道什么时候翘了起来。
他想起苏砚的话——“你越心虚的时候越沉默。”她只说对了一半。他还有一个特点，她没发现：他遇到真正在意的事，反而会变得很安静，像一只衔着易碎品过河的猫。不是因为不想说，是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分量太重，他怕自己接不住。
开律所的人最知道承诺的重量。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用证据来兑现。在法庭外说的，更不敢轻飘飘的。
所以他不说。但他会做。比如提前把靠枕放在副驾驶，比如在办公室冰箱里塞水果和酸奶，比如凌晨两点十七分，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对着手机打了删、删了打，最后只发出去那一句。
如果早十年遇到你，我可能不会当律师。
这话他只说了一半。另一半他没敢发。
不说不是因为不真。是因为太真了，真到他需要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看着她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清楚。
苏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助理小林正抱着文件在门口等她。小林跟了她四年，从创业初期就在。这姑娘什么都好，就是脸上的表情管理太差，每次有什么消息，开心也好紧张也好，全写在脸上。
现在她脸上的表情是——紧张。
“苏总，您可算回来了。”小林压低声音，一边跟着苏砚往办公室走一边汇报，“薛紫英今天一早来了，说要见您。我拦了，她就在会客室坐着，喝了三杯咖啡，吃了两份曲奇，中间去了两趟洗手间。她让我转告您——‘事情有变，面谈’。”
苏砚的脚步顿了一下。
薛紫英。这个女人，她只面对面见过一次。就在陆时衍拆穿薛紫英被导师胁迫的那天晚上。当时的薛紫英站在走廊尽头，脸上的妆哭花了，睫毛膏糊了半张脸，像一个被撕掉所有伪装的人偶。她把一个U盘塞到苏砚手里，说——“这是录音，导师和资本的交易录音。你拿着，别告诉他是我给的。”
苏砚问她为什么。
她说了一句苏砚到现在都没忘的话——“我欠他一个道歉。但道歉太轻了。所以我得还他一笔账。”
苏砚走进会客室的时候，薛紫英正站在落地窗前喝第四杯咖啡。她今天穿了一身很素净的灰色套装，头发挽起来，没有多余的首饰，耳垂上只有两颗很小的珍珠。跟苏砚第一次见她时那个满身大牌logo的样子判若两人。
“苏总。”薛紫英转过身，笑了一下。笑得很淡，像一杯凉掉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