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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菲律宾在社会结构、文化厚度和政治实力上的天壤之别。西班牙在菲律宾是殖民统治者，可以用剑与火强制推行信仰；而在中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传教士是恳求者，而非征服者。
迪亚哥神父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语气稍微缓和，但内容却更具威胁性：“总督阁下，马尼拉教会已经多次向罗马教廷和墨西哥总主教区申诉，质疑耶稣会在华传教方法的正统性。我们认为，所有前往中国的传教事务，应该由更坚定、更忠诚的修会来主导，或者至少受到更严格的监管。澳门的特殊地位，不应该成为偏离正统教义的避风港。”
这话语中的含义让安东尼奥脊背发凉。这不仅仅是传教方法的争论，更涉及到教廷内部的权利斗争，以及西班牙教会势力试图借机侵蚀甚至夺取葡萄牙保教权（Padroado）下对远东传教事务控制权的野心。如果让这些激进的托钵修会主导对华传教，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传教事业可能毁于一旦，连澳门赖以生存的、与明朝官府维持的脆弱默契也可能被彻底打破。
会谈不欢而散。安东尼奥心情沉重地离开了教堂。他意识到，来自马尼拉的威胁，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袖手旁观和经济上的封锁，更深层的，还有这种宗教上的不理解和激进主义的冲击。
随后几天，安东尼奥在马尼拉街头，也亲眼目睹了这些托钵修会神父所谓的“直接传教”。他看到一个方济各会士站在帕里安的入口处，用生硬的汉语大声布道，斥责中国民间信仰是“魔鬼的欺骗”，要求路人立刻放弃“偶像”，皈依天主，引来华人群众疑惑、厌恶甚至恐惧的目光。他还听说，有激进的神父试图强行进入华人寺庙或宗祠进行“净化”活动，引发了小规模的冲突。
这种毫不掩饰的文化优越感和传教狂热，让安东尼奥深感忧虑。这与耶稣会在澳门及内地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通过学术和科技慢慢渗透的策略，简直是背道而驰。
“他们这是在玩火。”安东尼奥对随行的秘书低声说，“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在面对什么。他们以为所有的民族都像吕宋岛上的土著一样可以任意摆布。一旦激怒了中国官府，所有的传教努力，连同我们澳门的贸易地位，都可能顷刻间灰飞烟灭。”
马尼拉的传教歧路，在安东尼奥看来，是一条可能将所有人都拖入深渊的险路。西班牙人凭借美洲白银和军事力量带来的自信（或者说是傲慢），正在试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世界上最复杂的文明课题。
这不仅是对耶稣会策略的挑战，更是对澳门生存之道的潜在威胁。安东尼奥意识到，他回到澳门后，必须立刻与耶稣会的负责人商议，如何应对来自马尼拉教会的这种压力和挑战，保卫来之不易的传教成果和澳门的特殊地位。
宗教的歧路，其凶险程度，或许并不亚于荷兰人的战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