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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
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工夫，恐怕是消除不了。”
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
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
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
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
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
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
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
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
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
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
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
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
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
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
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
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
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
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