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爱与非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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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了吗?”
    楚惠王脸涨得通红,老半天才说:“就算你说得有道理,我也不会停止攻宋。大军都准备出发了,哪能说停就停?”
    墨翟说:“那就让我们演习一下这场战争吧。”说着用腰带摆成一座城池,让鲁班用他的攻城器械模型发动进攻。
    鲁班开始是用投石,墨翟立马指出它的弱点以及如何应对,击退了进攻。接着鲁班又出动了冲车、云梯、巨弩等八种武器,都被墨翟一一击破,而且墨翟的防御手段还没用完。
    于是鲁班说道:“我知道怎么打败你,只是我不愿意说出来。”
    墨翟回答:“我知道你的意思,只是你不说,我也不说。”
    楚惠王听得一头雾水,一定要墨翟把谜底揭开。墨翟说:“鲁班是想杀掉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多人,早已拿着我设计制作的防御器械,在商丘城头等着大王的军队。他们不但精通攻守之道,而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算杀了我,你们也不可能攻下宋国。”
    楚惠王听了,嚷了起来:“好啦好啦,寡人不要攻宋了!”
    由此可见,墨者是具备很强的战斗力的军事团体。但是他们不以此为追求荣华富贵的手段,反而甘于清贫,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而且他们受雇于人,严格限于帮助防御的一方,不参与任何进攻性的军事活动。
    换句话说,他们的理想是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这也许是天下百姓对春秋战国延绵数百年的战乱发出的共同呼吁吧。
    墨翟的政治主张,浓缩起来只有四个字:兼爱,非攻。
    兼爱本来是墨者组织内部提倡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后来扩展到“天下”这个范围,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
    非攻则是兼爱的必然要求。墨翟曾经这样说道:“仁人志士,应该致力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今之世,天下之害谁最大?不外乎大国进攻小国,大家欺凌小家,强者欺负弱者,狡诈之徒欺骗愚昧之人。兼爱天下,必须放弃使用武力来征服别人,这就是“非攻”。
    从某种意义上讲,墨翟的兼爱,与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相通的,都是主张用一种仁爱之心对待这个世界。然而,墨家和儒家在历史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个学术派别。墨翟本人认为,儒家有四害。
    第一,儒家不相信鬼神。儒家显然是过于早熟,头顶上从来没有一把高于人世权威的利剑,因此也无所畏惧,做事没有底线。
    第二,儒家坚持厚葬,父母死后还要守孝三年,啥事都不干,把人民的财富和时间都浪费了。
    第三,儒家爱好音乐,同样是浪费。
    第四,儒家不信鬼神,却相信命运,造成人们的懒惰,不肯与命运抗争。
    这样的批评,见仁见智。用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的话说,墨翟对儒家的批评,体现了儒墨社会背景的不同。儒家饱读诗书,通过学习和思考,放弃了对天帝鬼神的信仰。而墨家居于社会下层,对于鬼神的怀疑,总是要来得晚一些的。
    《墨子》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墨翟得了病,有一个名叫“跌鼻”的人知道了,幸灾乐祸地说:“哎哟,您不是说鬼神赏善罚恶吗?如今您得了病,难道是因为您不善良,或者说鬼神不明是非?”墨翟回答:“我是得了病,但跟鬼神没关系。人得病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因为寒暑不适,有的是因为过于辛劳,得罪鬼神只是其中一种。这就好比你的房子有一百扇门,只关好了其中一扇,就想让盗贼无从进入?”
    如此说来,鬼神不是不管事,只是不能全部都管。用西方逻辑学的话语,鬼神的惩罚,是一个人得病的充足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墨翟死后,巨子由孟胜接任。孟胜和楚国的阳城君是至交,带领弟子一百八十人为阳城君守城。吴起之乱中,阳城君参与伏击吴起,涉嫌侮辱王尸,因此被追究责任。阳城君畏罪逃亡,楚国派兵接收阳城。孟胜坚守自己对阳城君的诺言,明知阳城乃弹丸之地,不可抗拒楚国大军,仍然拼死抵抗。孟胜和弟子最终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人奉命逃出来,将象征巨子身份的令牌传给齐国的田襄,然后这两个人又返回了阳城为孟胜殉葬。
    这一件事使得墨者名声大震,大小诸侯都以结交墨者为荣,希望墨者能够成为自己的支持者。而关于墨者的活动记载,却越来越少。只知道有一任巨子名叫腹,在秦惠王年间居住在秦国。腹的儿子杀人,按律当斩。秦惠王考虑到腹年事已高,又只有一个儿子,就想赦免他,但是腹坚决不同意,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这就是墨者的纪律,也是天下的大义,不能违反。”于是大义灭亲,把儿子给杀了。
    到了战国晚期,受到名家思想的影响,墨家开始关注所谓的名实之辨,发展了知识论和逻辑学的理论,以对抗公孙龙式的诡辩,捍卫常识。
    有人用“杀盗,杀人也”来向墨家挑战,意思是你们主张兼爱非攻,就不能杀人,可你们又主张杀盗,杀盗就是杀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此,墨者回答:“白马是马,骑白马是骑马。黑马是马,骑黑马也是骑马。奴婢是人,爱奴婢是爱人。奴仆是人,爱奴仆也是爱人。可是,奴婢的双亲是人,奴婢侍奉他的双亲,不能等同于‘侍奉人’;奴婢的妹妹是美人,奴婢爱其妹妹,不能等同于‘爱美人’。车是木头做的,坐车不等于坐木头。同样道理,盗贼是人,‘盗贼多’却不等于‘人多’;没有盗贼,也不等于没有人。讨厌盗贼多,并不是讨厌人多;希望天下无贼,也不是希望天下无人,这就是世人公认的常识。搞清楚了这个道理,就不难明白,盗贼是人,但爱盗贼不是爱人,不爱盗贼并不意味着不爱人,杀盗贼也不是杀人,这难道不对吗?”
    毫无疑问,墨家看到了日常语言在逻辑上的似是而非,通过一步一步的论证,剔除掉了语言的歧义,让正确的思想从诡辩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这样写道:人们都说马有四蹄,意思很明确,就是一匹马有四个蹄子。可是名家之徒抓住语言的空子,说“那两匹马也是马,是不是也只有四个蹄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确实没什么意义。墨家对名家的抨击,那是相当的有力。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位思想更为犀利的人物很快出现,将墨家和名家的这些名实之辩统统归于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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