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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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魏书》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於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因此，《魏书》对曹操的评价：……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由此，使我想到了汉武帝。只把汉武帝自己写的远光元年问贤诏和元封5年求贤诏简单对比一下，就能看出他们的共通之处了：
    远光元年问贤诏：“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元封5年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tuo）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意思是：“大概有异乎寻常的事业，一定要依靠不同一般的人才能完成。因此，有的千里马飞速奔驰而却能日行千里，有些有本事的人背着世俗讥议的包袱，却能建立功名。难于驾驭的马，放纵不羁的人才，只不过在于人们如何驾驭、如何使用他们罢了。命令州郡长官考察并向上推荐当地官民中具有超等杰出的才能、可以作为将相以及能出使极远国家的人。”
    对比曹操的令和汉武帝的诏，充盈着求贤若渴的精神，千载以下，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看到这样的君主，谁不愿意倾心效力呢？以后中国的君主还有这样的气魄吗？少之又少！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实在是难上加难。姑且不说那是在古代，也姑且不说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利益关系相互大臣之间有很多的掣肘，即使在当今，即使是你我身处其外，与当事人毫无厉害关系，当我们看到一个有才能但是有种种叫人恶心的陋习的人才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不用——由此更能看出汉武帝和曹操的伟大。
    曹操的手下偏偏是五花八门，有贾诩（来自张秀）、有辛仳（来自袁绍）、有陈登（来自吕布）等等，数不胜数。甚至还能包容狂人祢衡。有人说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是借刀杀人，我不太认可，因为那是以结果论的，回过头来说，即使曹操把他杀了又该如何？
    您是君主，能容忍一个部下在钓鱼台的国宴上当着外宾徐徐站起来，玩个脱衣秀吗？这种不拘一格的求贤，给曹操带来了大量的干部，不少充实到了基层，使曹魏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良莠不齐。有的是徒有虚名，有的只有文才，没有经论事务的才能；有的品质有问题，（有伤风化的曹操一般能允许，但是不少是不忠心，或者贪污受贿等等）逐渐的，曹操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的人才方针，用人政策也开始向德才并举转化。
    作为名动四海的全国精神文明楷模之孙、现为组织部门负责人的陈群，在选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最看重人的人品，这真也无可厚非。
    几乎没有人质疑这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也不否认这句话的价值，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句很相似的话：得人才者得天下。
    《三国志荀彧传》中荀彧就曾对曹操说过：“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
    考察古代之所以成功失败的原因：确实有人才，那么即使开始是弱小的，那么终究也能变强；如果没有才能，即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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