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千一百三十六章：明天过年了！！！求月票！！！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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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和大公司之上。美国媒体同世界其他媒体制度相比有两个特点：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和私有制商业化垄断。上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曾经制定了十四条原则来规范媒体的公共服务职责，比如10%的时间必须用来播放非娱乐节目。但到了1984年这些原则以“电视节目需迎合地方观众口味”为理由被逐步废除。与此同时，Fcc对媒体所有权的控制也在逐步放开。上世纪70年代，Fcc曾规定每个法人团体最多可持有7家电视台，1985年扩大到12家，并在2003年之后逐步取消媒体持有权上限，只要其在当地覆盖人群在45%以下。这样做当然为媒体集团带来了更多经济效益，但同时造成了信息和资源垄断。比如美国前十大传媒集团拥有的平台数量在2002年已达到300家，而这一数字在1995年还只是104家。
 Fcc的宽松政策间接损害了信息多样化和代表性。美国政治传播学者文森特·普莱斯在其对公共意见的研究中发现，美国代议制民主体制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媒体、民意和参选人三者的关系：政客投入大量时间金钱、通过媒体跟踪和分析受关注的选民的意见动向，再通过媒体把有利于自己的民意调查公布出去。当然媒体精英也不会任由政客摆布。他们会将信息通过其带有政党偏见的方式进行筛选，并以评论、分析、数据的方式呈现给选民和政客。
 根据媒体研究所和美联社所做的一份调查，只有6%的民众对媒体“有信心”。这份调查显示，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媒体的报道应该更加公平、平衡、准确、完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和公共宗教研究所2014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乔恩·斯图尔特主持的《每日秀》比微软全国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在新闻方面更有“公信力”，《每日秀》是一部新闻讽刺节目，对当下发生的新闻故事、政治人物、媒体机构进行讽刺，实际上是一个娱乐节目，而微软全国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是美国主要的新闻电视网之一，但民众却认为《每日秀》更值得信任。媒体集团同政治圈有密切关系，主要通过政治广告来维系关系。穆迪分析师卡尔·萨拉斯说：“政治广告是一桩暴利生意，对媒体日益重要，政治广告收入占其总体收入的10%到12%，且比例一直在不断增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斯利·穆维斯表示：“很显然，2016年大选有更多‘火花’，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更多收入。”
 除了有全国影响力的有线电视网络，地方电视台，尤其是“摇摆州”的电视台在选举年都会获得巨额政治广告订单，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2012年大选年和2014年中期选举年份，地方电视台的政治广告收入分别达到5.73亿美元和6.96亿美元，而在2013年非选举年，地方电视台的政治广告收入只有4988万美元，大选年党派和候选人竞选团队的投入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在大选年，其他类型媒体也将迎来丰厚的政治广告收入。据估计，2016年，媒体网站、电台、报纸的政治广告收入将分别达到12亿美元、9.16亿美元和8.82亿美元。
 美国媒体一直以“自由”“专业”“客观中立”等标榜，不过国际观察家指出，很多美国学者也都承认，美国媒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进行报道，在涉及外交事务时更是如此。这些当然都不是通过成文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而是通过新闻报道的价值观和“政治正确”，成为普遍遵循的规则。
 事实上，美国媒体远非独立，媒体要依赖政府作为主要的消息来源之一，很多媒体因此不惜牺牲原则，以优先获得新闻线索。《纽约时报杂志》今年5月刊发长篇报道，向公众披露了美国白宫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在伊朗问题上精心操纵舆论，在专家学者、媒体中培养“应声虫”的内幕。文中说，奥巴马政府精心培养了一个大“关系网”，包括官员、专家、专栏作家、报纸记者、网络写手和外部支持者等，他们在包括社交媒体的各个场合用来自“白宫高级官员”和“发言人”的引语来为白宫背书。白宫“透露”的信息“摇身一变”就会成为主流媒体报道。
 在罗兹口中，一些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成了一种滑稽的游戏：“所有这些报纸以前都设有驻外记者站，现在情况变了。他们打来电话，让我们跟他们解释莫斯科和开罗正在发生什么事。大多数媒体会在华盛顿报道世界新闻。”罗兹还称，采访他的记者“其实什么都不懂。”
 罗兹的助手内德·普莱斯还自曝记者甘愿当他们“传声筒”的“窍门”：利用通报平台，每个平台都有专门与其对接的记者团，美国政府发布消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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