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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的烈舞醇酒，其实就是巫术的辅助手段和外在形式。出身自东夷外围的巴人，在古梁州获得了巫神的传承，这并不是上天对其独厚，而是百濮之地的兽蛮人，基本都继承了古巫的残留功法，其中尤以庸国的国君巫家为翘楚，所以巫家就成为百濮之地的首领，其家族也世世代代以巫为姓。但轮到对巫术道统的继承，无论是巴人还是蜀人，都是各有绝艺的，并不觉得庸国的巫家有什么特别。
历史上，随着西南各部族间的战争与迁徙，巫文化逐渐开始了以巫山之地宝源灵山为中心，向华夏各地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巫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积淀，而带上了一定的地方色彩，如：湘西的赶尸，晋北的“看闯客”，南夷的巫蛊等等。
事实上，在巫术的整个演变历程中，它逐渐开始分化，并形成了黑巫术和白巫术两条大的支脉。其中，“黑巫术”是指嫁祸于别人时使用的巫术；“白巫术”又称吉巫术，指的是祝吉祈福时用的巫术，例如湘西赶尸便是白巫术之一。
要说“赶尸”巫术，还得从一个传说说起：相传几千年前，苗族祖先有个叫阿普蚩尤的人率兵在黄河边浴血奋战，与敌厮杀，在战争结束后，阿普蚩尤因为感念与士兵的兄弟情谊，不忍将士兵弟兄的尸首曝于野外，于是，他便和军师一起施法，将战死沙场的士兵尸首“赶”回了故里。而后，湘西地区的人们便有了赶尸的风俗，只要有居于异乡的亲人过世，便会邀请“赶尸者”将亲人尸体赶回故土安葬。从这里不难看出，湘西巫文化背后，实际上是与当地人们极重乡土观念紧密结合的。另一方面，中国巫文化自古以来便受到佛教轮回学说的影响，二者相互融合就形成了系统的鬼神文化，加之地域间民俗文化的差异，这就使得巫文化形成了一种共性群体下的个性趋势。比如，在山西北部盛行着的一种“看闯客”的驱鬼方式—所谓“闯客”，指的便是鬼魅。据说，在山西民间，人们认为造成疾病的原因在于鬼魅缠身，因此，一旦有人生病，信奉者便会到纸铺里去“看闯客”，以寻求驱鬼的方法，送走鬼魅保得安康。
还值得一提的，也是最为现代人所熟知的，是巫文化中大名鼎鼎的“巫蛊”。据说，早在秦汉时期巫蛊便已出现，主要包括诅咒、射偶人、和毒蛊等内容，属于黑巫术的一种。而现今盛行于南夷等地的巫蛊之术，又主要以苗族巫蛊为主。这里的苗人好养蛊，他们认为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是着了蛊，需要解蛊才能恢复健康。而苗族的蛊，传说也是天下最难解的“奇毒”，谁要是中了苗族巫蛊，就必须请下蛊之人或是请族中最有威望的巫师解蛊，如果被没有能力之人随意解蛊，则很有可能遭到反噬，中蛊者与解蛊者皆会一命呜呼！
很显然，这些奇异诡秘的巫术，正是源于三峡腹地的巫文化与不同民族间的地域文化相融合后的产物—当巫文化中存在的神话和信仰渗透于民俗文化仪式中时，就会形成不同种类的仪式语言，维护着人类的情感和精神。
因此，虽然在人们以往的看法里，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摇篮，其他地区则被视为蛮夷之地，而事实上，在国家形成之前，中原并不是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相反像巫文化这样的地方文明势力倒是显得不可小觑。所以说，若是将巫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起源”也是合情合理的。
远古“巫文化”不是妖魔鬼怪的传说很多人听闻过长江上游绮丽幽深的巫巴山，却不知巫巴山一带曾孕育发祥了中国远古“巫文化”。中国“巫文化”是上古时期以占星术、占卜术为主要形式，以盐文化、药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地域特色文化。长江上游的巫巴山一带是“巫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其中巫溪县宁厂古镇宝源山则是孕育“巫文化”的中心。
因使用巫术作为表现形式之一，巫文化曾在历史上遭受挫折，以致沉寂了多年。事实上，“巫文化”是人类社会最原生、本真的一种文化，它是华夏文化的根基之一，如果忘却就是数典忘祖。
“巫文化”对华夏文化影响深远。古代的巫师因占卜需要，长年观测天象，收集了大量天文知识，并摸索出了四季规律，中国农历、节气划分与此密不可分。巫师为“驱鬼治病”，曾遍尝百草，并发明简单的制药方法，这对中医影响深远。同时，古代一些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与“巫文化”有关。经历数千年“巫文化”沿袭，巫巴山一带居民至今仍保留着哭嫁闹丧、跳巫鼓舞、唱巫歌等风俗，其民间上刀山、舔火钳、踩高跷、顶锅、溜铧等技艺更是神秘莫测。
巫文化是上古时期以巫咸为首的“灵山十巫”，在以今巫溪宁厂古镇宝源山为中心创造的以占星术和占卜术为主要形式，以盐文化和药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地域特色文化。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吴礼、巫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