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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族修炼大日功法，生性喜欢翱翔天际，自然有其独特的特征。这种特征也被人族典籍记载所印证。不过三代之末的人族，对翔族已经无正确认知，记载多乖谬错漏讹传。
通过甲骨卜辞“尸方”的记述，凌家滩人可能是东夷族中的淮夷。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文字应是商代的甲骨文。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东南方的夷人，都有称谓记述。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者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席地危坐不同，释为“尸方”。可见夷国人有着标志性文化习俗。
蹲踞之行乃是鸟类休憩时的一种形式，有利于下肢用力腾飞，也有助于体内真元可以成投射状。所以翔族人多以蹲踞为常态。这种特征被人族记载下来，造字的时候也成了文字字形的凭依。
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凌家滩先后被元帅挖出土六个玉人，呈三个站姿、三个坐姿。其实仔细一点看，所谓的站姿并非标准的立正姿势，而是腿部微曲，呈微蹲状。坐姿的玉人看来确实是现在的坐姿，但不要忘了，远古时代是没有坐姿的。古人吃饭、接客、办公都是席地而坐，没有我们现在的专供人坐的椅子、凳子什么的家具，这在考古界是公认的。这在当今的日、韩两国还保留着远古时代席地而坐的习俗。可见那三座坐立的玉人其实也是蹲踞。这正对应了甲骨卜辞“尸方”关于对东夷人蹲踞习俗的记述。这不能说是偶然现象，它可能是凌家滩人是东夷人中淮夷的一个力证。
经过考证，有巢氏应为巢湖流域的祖先。据此不少人认为凌家滩人是有巢氏的后人。
与史书上关于有巢氏的年代相近。上古时代，黄帝以前人类活动的历史资料十分贫乏，不少学者和史学家如韩非子、庄子、列子、管子、孔子等都有过不少研究，但都没有获得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司马迁虽作了《五帝本纪》，但对黄帝以前的历史无所记载，好在西晋皇甫谧知难而进，广采百纳，在史前领域进行艰苦的探索，对三皇五帝以及汉魏数千年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大量的考证和记载成书《帝王世纪》，对三皇五帝的记述为：天地人三皇、燧人氏、伏羲氏(后有女娲氏、大庭氏、有巢氏、无怀氏等15个帝王，都承继沿用伏羲的称号)。后及至炎帝黄帝。有巢氏早炎帝五世，“炎帝八世520年”至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那么有巢氏年代应与凌家滩文明相近。
伏羲年号下的有巢氏有可能是第一人文始祖有巢氏族的后人。近现代的有关权威人士考证，中华人文始祖的先后顺序应为：有巢氏的巢居时期、燧人氏的熟食时期、伏羲氏的畜牧时期、神农氏的耕稼时期。在中华百帝坛中，有巢氏就排在了第一位。有巢时代只是发明了巢居，那时的生产力还非常原始落后。河姆渡早在六千年前，已开始用木头打桩建房子。原始的巢居时代到新石器晚期，相隔不知有几千年。凌家滩以高超的琢玉成就闻名于世，肯定不是刚刚搭起草棚居住的有巢氏年代的人所为。凌家滩文明时期的有巢氏只可能是第一人文始祖有巢氏的后人。
凌家滩的玉鹰图腾与有巢氏族的鸟崇拜观念一致。图腾在远古时代是最普遍的、最神圣的文化现象，没有图腾的家族、氏族是不可以想象的。
彭无害记起元帅的考古笔记曾经记载说，有巢氏时代的华夏先民，尚处于‘野蛮人’时代，因此，‘构木为巢’在先民眼里，与鸟类筑巢、啄木并无不同，自己是鸟的亲族或后裔的图腾观念便在华夏先民的头脑中产生了。
“鸟的图腾观念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凌家滩出土的“玉鹰(太阳鸟)”，很可能是当时部落的图腾，符合有巢氏对鸟崇拜的理念。
原始八卦和占卜玉器，预示凌家滩人是伏羲年号下的有巢氏先民。据史载，伏羲是东夷族的首领。伏羲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制八卦，以卦卜术来预测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当然，完整的八卦建构是在后来的《周易》中体现的，而它的思想蒙发和充实却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元帅在凌家滩挖掘出土了华夏最早的原始八卦和玉龟、玉签、玉签筒等占卜工具。凌家滩时代是卦卜和八卦的萌发期。
被称为原始玉八卦的刻图玉版为长方形。玉片雕刻的纹饰上，圆中心的八角星纹应代表太阳，圭形纹饰表示东、西、南、北的四方和八方，以八数为天地维纲，应与卦卜和历法有关。反映了5300年前凌家滩人的原始哲学思想。这件长方形玉片与玉龟叠压在一起同时出土，龟应为史书上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