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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呢？我也知道。”
“你、你不一样。”段平安把火柴晃灭，深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他说话反而顺了一些，“你是李威，是凌平来的代市长，是黑鹰。我今天在会议室里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只能活一个。”
李威没有接话。他在等。
“你想拖时间，”段平安笑了一下，“等杨大川的人进来？没、没用。这个矿区我比你熟，出口不止一个。他们进来，我的人早散了。而且杨大川手里只有几个老刑警，没有搜查令，没有正式行动批文，他在程序上根本动不了我。我是金柳市政法委书记，没有省里的红头文件，谁也不能查我。你明白吗？”
李威当然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段平安敢堂而皇之地站在这里，敢在人社局亲自下手绑人，敢把人带到废弃矿洞里等着他来。因为他是政法委书记，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法律的程序、权力的边界和执法的漏洞。他在这套系统里泡了二十年，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每一条缝隙。
“所以我来了。”李威说，“我不是来抓你的，我是来换她的。”
段平安抽烟的动作停了一下。
“我不是警察，不是纪委，没有程序要遵守。我是李威。你要的是我，不是她。放她走，我留下，你想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
蜘蛛在钢柱上拼命摇头，喉咙里发出被胶带封住的闷响。
段平安盯着李威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用皮鞋碾灭。他笑了，不是会议室里那种和气的、圆滑的、让人如沐春风的笑，而是另一个笑——一个从矿洞里爬出来的人，踩着石头和尸体走了二十年之后，终于不用再伪装的笑。
“李威，你知道、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吗？”
他没有等李威回答，转过身，抬手指着矿洞深处那条塌方的矿道，声音在空旷的矿洞里回荡：“二十多年前，段平安还不叫段平安，叫段磕巴。外省来的，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连暂住证都是假的。在金窟山矿区打零工，搬石头、扛水泥、挖矿渣，一个月三百块钱，住工棚，吃馒头蘸盐巴。那时候杨宝昌跟我一样，也是矿上的临时工，他在二号洞打钻，我在三号洞推矿车。我们俩好得穿一条裤子，他带我回家吃饭，他妈给我补衣服，他妹妹叫我段哥。”
他又点了一根烟，火柴的光照亮他右手上那截断掉的小指，疤痕在灯光下泛着白。
“后来矿塌了。采掘面塌方，十四个人埋在下面。我命大，被一块顶板挡住了，只断了这根手指。杨宝昌在二号洞，也没死。但十四个人死了，尸体挖了三天才挖出来，有的连全尸都没有，认都认不出来。矿老板来了，当时金柳市的领导也来了，他们没有上报，没有通知家属，给了遇难者家属一家三万块封口费，然后对外说只是一起轻微的冒顶事故，无人伤亡。”
他的声音变得很平，平得不像在回忆一件惨剧，更像在念一份文件。
“三万块，一条命。那些死了的矿工，大多数跟我一样，连正式工都不算，黑户，死了就死了，没有人会在意，没有人会追查。矿老板给了我和杨宝昌一笔钱，不多，每人五万。堵我们的嘴。五万块，买十四条人命，外加两个活人的沉默。杨宝昌拿了钱，开始做木材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成了昌哥。我没要钱。”
“你要了什么？”
“编制。”
段平安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李威说不清的东西。不是贪婪，不是野心，更像是一种饥饿——一个在黑户堆里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对“身份”的饥饿。
“我跟他们说，我不要钱，我要一个编制。当时的领导觉得这个要求好办，一句话的事，就把我安排到了民政局当助理。一个月四百二十块，坐在办公室里填表格、盖章、整理档案。你知道这对于一个在黑矿洞里搬了两年石头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重新投了一次胎。我不再是段磕巴了，不再是那个连暂住证都没有的黑户了。我是段平安，是国家的人，是有档案、有工资、有身份的人。”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烟雾在灯光下散开，模糊了他的脸。
“我拼命工作，拼命表现，拼命往上爬。从助理到科员，从科员到副科，从副科到正科，从正科到副处，从副处到正处，从正处到政法委书记。我用了二十年，每一步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没有贪污，没有受贿，我经手的每一笔账都干干净净，我处理的每一个案子都经得起查。我是全省政法系统连续八年的优秀干部，我的廉政档案里连一条不良记录都没有。”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真切的骄傲。那不是装的，他是真的觉得自己了不起——从矿洞黑工到政法委书记，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下来的。
“但这些都不重要。”段平安转过身，重新面对着李威，“重要的是，杨宝昌在外面挣钱，我在里面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