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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在这些场合，吴刚展现出了另一种天赋。他天生就能记住每个人的名字、职务、爱好、脾气，甚至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能准确地叫出对方的名字，提起上一次见面时对方说过的话题。这种能力让他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也让谭冰在朋友面前赚足了面子。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一套？”有一次饭局结束后，谭冰靠在副驾驶座上，微醺地问。
“跟着你，见的世面多了，自然就会了。”吴刚笑着说。
谭冰伸手摸了摸他的脸：“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
吴刚握住了她的手，没有松开。车子在凌平市的夜色中穿行，路灯的光一明一暗地打在两个人的脸上，像一场没有声音的默片。
但真正让吴刚在权贵圈子里站稳脚跟的，不是这些饭局和应酬，而是他替谭正明处理的一件棘手的事情。
谭正明有一个远房侄子叫谭亮，在凌平市下面的一个县里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这家公司名义上是做小额贷款，实际上做的就是高利贷的生意。那年夏天，一个借款人因为还不上钱，被谭亮手下的人打了，打得挺重，肋骨断了两根，脾脏破裂，在医院躺了将近一个月。受害人家属报了警，县局立了案，案子眼看就要往上报。
谭正明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他没有办法亲自出面。一个市委副书记的侄子因为高利贷伤人被查，这种事情传出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吴刚是在谭冰家里吃饭的时候，无意中从谭正明的只言片语里听出来的。谭正明那天话很少，席间接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你自己惹的事自己处理”就挂了。但吴刚注意到，挂了电话之后谭正明的筷子在手里攥了很久，一口菜都没夹。
第二天，吴刚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自己开车去了那个县。
他到县局的时候是下午，找到负责这个案子的中队长，亮明了自己凌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的身份。他说得很委婉，没有直接要求撤案或者放人，而是从“案件定性”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一些“技术性意见”。什么“暴力催收与小贷业务之间的关系需要厘清”，“受害人的伤情鉴定是否存在过度医疗的可能”，“类似案件在外省的处理方式和裁判尺度”等等。这些话，每一句都在法律框架内，但每一句都在往同一个方向使劲。
县局的中队长不是傻子，他听得出这些话的分量。一个从市局下来的副支队长，大老远跑到县里来过问一个普通的伤害案件，背后站着的是谁，不用想也知道。
案子最后以“证据不足”为由作了撤案处理。谭亮赔了受害者一笔钱，双方签了谅解书，事情就那样翻了过去。
吴刚回凌平之后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更没有去找谭正明邀功。他知道这种事不能邀功，因为一旦说出口，就等于告诉谭正明“我知道你侄子的那些事了”。这是大忌。他做的就是默默地把这件事处理了，然后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谭正明是什么人？他在凌平混了这么多年，什么事能瞒得过他的眼睛？两周之后的一次家宴上，谭正明破天荒地亲自给吴刚夹了一筷子菜，说了一句让吴刚记了一辈子的话。
“小吴，你是个做事的人。”
这句话从谭正明嘴里说出来，比任何奖状、任何提拔都管用。因为在凌平市，被谭正明认可为“做事的人”，意味着你已经过了他的资格审查，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下一个阶段，是谭正明开始把一些“不便出面”的事情交给吴刚去办。这些事情五花八门，有的涉及到土地审批，有的涉及到项目招标，有的涉及到干部调整。谭正明从来不会直接给吴刚下达指令，他的方式永远是模糊的、暗示性的，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
“听说城东那块地的规划要调整，好几个开发商在争，这事儿要是闹大了不好看。”谭正明在饭桌上随口说了一句，然后继续喝汤。
吴刚第二天就去了城东。他了解到，城东那块地的规划调整涉及到一家国有企业的改制遗留问题，几个开发商各自找了不同的领导打招呼，事情已经僵持了三个月。吴刚找到负责这个项目的部门，用一种“协助解决问题”的姿态介入，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协调各方达成了一致。最终的方案，自然是对谭正明暗示的那家开发商最有利。
诸如此类的事情，吴刚办了一件又一件。每一件他都办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不让人抓住把柄。他从不在这些事上打着自己的旗号，永远是以“组织的名义”“工作的需要”“发展的要求”来包装。他知道，在权力场上，最不值钱的就是个人的名声，最值钱的是能办事、会办事、不出事的能力。
不到一年，吴刚从副支队长升到了支队长。又过了一年多，他坐上了副局长的位子。每一次提拔都不是因为他破了什么惊天大案，而是因为他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在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