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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疯狂
张国庆从洞口钻出来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了一层灰白色的光。不是黎明，是暴风雨来临前那种压抑的、沉闷的、让人喘不过气的灰白。山脚下的警笛声越来越近，不是幻觉，不是风声，是真真切切的、十几辆警车同时拉响的警笛，像一群饿狼在夜色尽头齐声嚎叫。南州警方已经到了金窟山外围，正在突破张国庆设在省道路口的卡点，最多还有十分钟，他们的先头部队就会抵达山脚。
十分钟。
张国庆站在洞口，夜风把他的警服吹得紧贴在身上，勾勒出他那颗狂跳的心脏的形状。他的脑子里在飞速地运转，所有的念头像被搅碎的纸屑一样在脑海里翻飞，但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强迫自己想出一条路，一条不需要笔记本、不需要证据、不需要金永盛活着也能活下去的路。
他想到了一条路。
金永盛死了，笔记本就不重要了。因为笔记本只有在金永盛活着的时候才有用——金永盛是证人，笔记本是物证，证人和物证缺一不可。如果金永盛死了，那本笔记本就变成了一份无法被证实的孤证，金永盛可以说笔记本是昌哥的罪证，昌哥也可以说笔记本是金永盛伪造的诬陷材料。没有活着的金永盛在法庭上指认，那本笔记本就是一堆废纸。
杀了金永盛，杀了洞窟里所有的人。
阿洪，阿标，老宋，阿娟，一个不留。他们死了，就没有人能证明那本笔记本是真的。李威手里的东西就变成了一张没有签名的白条，任何人都可以否认，任何人都可以推脱，任何人都可以说“我不知道”“我没见过”“这是栽赃陷害”。这是张国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路。不是退路，是活路。一条用五条人命铺出来的、血淋淋的、通向地狱的活路。
他拿起对讲机，按下了全频段通话键，声音低得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所有组注意，我是张国庆。现在我命令，对所有发现的目标，就地击毙，不留活口。重复，就地击毙，不留活口。这不是请求，这是命令。”
对讲机里沉默了三秒钟，然后传来各组组长迟缓的、犹豫的、带着明显不安的应答声。他们听出了张国庆声音里的东西——那不是执行公务的冷静，那是被逼到绝境之后的疯狂。但他们是警察，警察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不管那个命令是谁下的，不管那个命令意味着什么。
张国庆把对讲机别回腰带上，从腰间拔出配枪，检查弹匣，推弹上膛，然后弯下腰，重新钻进了那个洞口。这一次他没有带任何人，他不需要证人，不需要目击者，不需要任何会在他杀人之后站出来说“我看到了”的人。他要一个人进去，一个人开枪，一个人把洞窟里那五条命全部收走，然后在南州警方到达之前从山的另一面撤出去，换掉身上的血衣，扔掉那把打空了弹匣的枪，回到指挥中心，坐在监控大屏前，像一个正常的、尽职尽责的副局长一样，迎接南州警方的到来。
他钻进洞口的时候，手机在口袋里又震了。他没有看，他知道是昌哥。他没有时间跟昌哥说话，没有时间听昌哥催促，没有时间向昌哥汇报。他只有一个念头——杀人，杀光，然后活着离开这座山。
在张国庆重新钻进洞口的同时，金窟山的另一面，两条黑影正沿着山脊快速移动。他们的速度很快，快得不像是在爬山，像是在平地上奔跑。他们的身上背着鼓鼓囊囊的登山包，包里的东西在奔跑时发出沉闷的碰撞声，那不是金属的声音，是比金属更危险的东西——炸药。
昌哥在张国庆挂掉电话之后，做了第二个决定。他不是那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人，张国庆是他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但刀有可能会断，会钝，会被人夺走。他需要第二把刀，一把不需要犹豫、不需要权衡、不需要考虑“是否符合规定”的刀。他拨了另一个号码，那个号码的主人从来没有在金柳市露过面，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他是昌哥在最隐秘的角落里藏着的最后一张牌，一个在矿山干了二十年的爆破工，一个对炸药的脾气比对自己儿子的脾气还熟悉的人。
“金窟山，山顶的废弃矿洞群。金永盛藏在里面。你把炸药带上去，把矿洞炸塌。不管里面有多少人，全部埋在里面。”昌哥的声音恢复了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好像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弄完之后，从后山下去，车在山脚下等你，出了省界，你这辈子都不用再回来了。”
对方只说了两个字：“明白。”
现在那两条黑影已经摸到了矿洞群的上方，在距离张国庆所在洞口不到两百米的山脊上。他们蹲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从登山包里取出炸药——工业乳化炸药，防水，防潮，威力大，是矿山爆破的标准用材。他们在矿洞口上方找到了一个天然的裂隙，把炸药塞进裂隙里，接上雷管，连上导爆索。导爆索的一端从裂隙里垂下来，像一条黑色的蛇，在晨风中微微摆动。
他们只需要把导爆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