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日常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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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敞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过郡，有雕镂屏风，为帝设之。”
    还有一种较小的屏风，名曰“隔坐”，多为独扇素面。《后汉书》就有对这种屏风的描述：“郑弘为太尉时，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三国志?吴书》载：“景帝时，纪亮为尚书令，子骘为中书令，每朝会，诏以屏风隔其座。”这两段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屏风的使用情况。
    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较前代更加普遍。不但居室陈设屏风，就连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边侧都附设小型屏风。这类屏风通常为三扇，屏框间用钮连接，人坐席上，将屏风打开，左、右和后面各立一扇。在东晋顾恺之《列女传图》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使用屏风的情景。图中屏为三扇，描绘通景山水。这种三扇屏风，无须另安底座，只须打开一扇，便可直立。这时的屏风，除起陈设作用外，更主要的还是起遮蔽挡风作用。南北朝时，这类屏风开始向高大方面发展，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南史?王远如传》：“屏风屈曲从俗，梁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十二牒。”折叠屏风的特点主要在于轻巧灵便，独扇屏风却不然，它形体宽大且重，还必须有较重的竖向木座支撑，否则不能直立。由于稳重，它在室内陈设中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
    隋唐五代时期盛行书画屏风，史书及当时的给画中屡有记载。《新唐书?魏征传》中有：“帝以旗上疏列为屏障。”《新唐书?李绛传》记：“李绛元和二年为学士，宪宗命与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为连屏。”“旧纪元和四年，御制君臣事纪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还有的屏风双面有图，可以随意陈设。单面就不然，只能靠墙陈设。这种连屏还不受数量限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增加。宁陶毂在《清异录》中说，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知祥做画屏七十画，用活动钮连接起来，随意施展，晚年常用为寝所，喻为屏宫。
    宋代屏风的方案资料甚少，然而形象资料却很多。如宋代绘画《梧荫清暇图》中的屏风，四边较宽，边框内镶里框，以矮佬和横枨隔成数格，格内镶板，浮雕绦线，屏心描绘山水风景。屏下镶裙板，镂雕曲边竖棂，下有墩子木。李公麟《高会学琴图》中的屏风和范仲淹像中的屏风属同一类型。宽边框，全身素面，不作任何装饰，裙板镂出壶门洞，两侧有站牙抵夹，底座与屏框一木连做。从画面看，都是室外使用的场面。推测这类屏风为纸绢裱糊，重量不会太大。
    屏风的使用情况在宋代墓葬中也有所表现。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对坐图》描绘墓主人夫妇俩生前对坐饮茶的情景。两人分坐在靠背椅上，身后有屏风遮蔽，这样的陈设形式，主要是为显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屏风形体不大，独扇，从画面人物的比例看，高度与站立的人大体相同。估计也是随用随设的轻便之物。
    较大的屏风形象应以宋人《白描大士图》为代表，屏心为独扇，从画面人物比例看，形体庞大。木框之内给菱形宽边，屏心满饰六方龟背锦，比屏前所设的炕榻还长出许多。宋刘松年《罗汉图》中的屏风，为三扇，中扇稍大，边扇稍窄，并向前折成一定角度，呈为“八”字形，可以自行直立。这类实物资料，有山西大同晋祠彩塑中的圣母像。圣母端坐凤纹宝座上，身后立海水纹三屏风。屏风正扇宽大，两边扇稍窄并微向前收，呈“八”字形，这种陈设形式，源于商周时期的“斧依”。直到明清时期，皇宫中还保留着这种形式。
    考古发掘中也不乏其例，河南方城县出土的宋代石屏风就很典型。屏框四周起细线，下部有横档，起额外加固作用。素面，下有插榫。从形制看，与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墓主人身后的屏风当属于一类。横档之下，两面刻花，一面刻小朵花卉及石榴纹，另一面刻缠枝芙蓉花。山西大同金墓出土木屏风二件，杨木质，通高116厘米，底座高38.7厘米，屏宽38.3厘米。由云纹底座和长方形屏框组成。框内装方格架，两面裱糊绫绢，然后书写作画，现仅存残片。屏框下装屏座两个，座中开口，屏风插入口内，即可直立。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出土石座四件，两侧花纹上卷，中间有长方形缺口。高9.5厘米，发掘报告未说明用途，金代木影屏和山西大同白马河元代王青墓出土的陶影屏底座相比较，可以断定是专为架设屏见的底座。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壁画所绘的屏风，还装饰着精美的牡丹纹。
    元代屏风除王青墓出土之外，还有大同市冯道真墓出土的木影屏，底座已朽，从残存的痕迹看，为云头座，屏身上部刻小方格窗，四周镶四块条板，屏身下部用两根枨档间为三格，涂深棕色颜料，外罩桐油。
    宋代屏风在造型、装饰上，尤其是屏框内分割小格的作法，到明代还在普遍使用。
    屏风在宋代以前基本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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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日常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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