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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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治军事压力，边境战争不断，负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短短几十年之中，经济社会得到如此发展，技术获得如此进步，令人难以想像。这足以说明，即使是小国，只要坚韧自立，励精图治，是能够富国强兵、由弱变强的。
    正如列国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被秦国所灭一样，中山国被赵国所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在于中山国统治者治国、治军、外交等多方面的失误，在于思想衰退和政治腐败。这里，最使人扼腕痛惜的，是这个本来生于忧患的小国，面临敌国虎视眈眈、随时入侵的危机，却丢掉了忧患意识。桓公复国之后主政近四十年，其继承者成王后期，不是韬光养晦，吸取教训，却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为了对抗秦、齐、楚三个大国，互相称王，同时为了离间中山国与齐国的关系，鼓动中山称王。中山成王头脑发昏，不顾齐国反对，非要称王不可。结果，图虚名而招实祸，失去了齐国这个比较可靠的支持者，使自己陷入孤立。到了中山王，简直骄横起来。公元前314年，忘记赵国在后，竟然趁齐国出兵干预燕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燕国。中山在这场战争中，“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甚至占领了燕下都。这样一来，中山国更是得意忘形。其实际“战果”，首先把燕国推向对立面，死敌增加了一个大国。而且，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各大国出面干涉，施加压力，齐军很快撤出燕国。中山以倾国之力夺取的大片土地又为燕国收回。
    中山国不能居安思危，当然无改革进取之心。当时，秦、赵、魏等国推行变法，改革弊政。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学习北方少数民族之长处，实行胡服骑射；为了对付秦国，曾装扮成使者，冒着风险去秦国探听虚实。而中山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不是卧薪尝胆，却醉心于孔墨学说。儒家和墨家思想是为拯救当时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社会苦难所开的药方。由于它不适应诸侯间所进行的兼并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列国中没有市场。而中山国却奉为治国之术。真正的法家治国之才不能引进，本国的智能之士被排挤出去，重用的“士”也多是平庸之辈，以致造成国内人才匮乏。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国却推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很快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这种状况，能不加快亡国的步伐吗？
    中山王不思进取，还表现在一心追求君王的虚幻体面和奢侈享乐的生活。诸如，不顾国家的安危，恣意行欢作乐，大修宫殿，大造陵墓。从对中山墓葬的发掘情况看，都设有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内葬珍宝，外葬车马，并仿效赵、魏、燕大国的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君王贪图享受，必然亲近重用阿谀奉承之辈，造成政治腐败。中山王最宠信的是相邦司马喜，在陪葬之物上还刻有他的功绩。而司马喜擅政弄权，善搞阴谋诡计。季辛得罪了他，他令人暗杀季辛的仇人爰骞，却栽赃于季辛。中山王诛杀季辛，为他排除了异己。阴姬与江姬争夺王后之位。阴姬便重贿司马喜，求其帮忙。司马喜亲自跑到赵国，极力夸赞阴姬的美丽，诱劝赵王向中山索要阴姬；再跑回中山，又劝中山王赶快立阴姬为后，以绝赵王之望。中山王遂立阴姬。《韩非子》说，司马喜“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如果真是这样，司马喜还是一个大内奸。内奸为相，岂不亡国！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也刮起严重的腐朽之风。《史记》说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其中，“跕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能歌善舞，喜好聚会娱乐，不能说是不好的民风。但是与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联系起来，可见好逸恶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王公大臣之家，无不行乐，民间好事之徒动辄杀人越货，挖坟盗墓，谁还思治国之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中山国的腐朽民风看到其政治腐败，断言中山即将亡国。
    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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