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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收不上来赋税是他穷大方。
他麾下有百万大军要养活，就拿粮食为例，一人每天吃一升粮，每天就得消耗一万石。
为了筹措军饷等高额费用，“追赃助饷”的方法用的可比大明官军强的多。
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认为，官吏、缙绅、豪强们所拥有的财富，都是从百姓身上剥削来的不义之财，都是赃款、赃物。
因此，责令他们将这些财物缴纳给起义军充作军饷，所以称之为“追赃助饷“。
李自成在洛阳时就颁布了《掠金令》，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追赃数额:“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
到了好客山东后，又规定乡绅也需要助饷。
要是放在河南，那都是杀了了事，如今也肯放这些人一马，收拢他们帮自己干活。
客观地说，此招既可筹措军费，又能慑敌安民，不失为一个筹集收入的好办法。
但是，打土豪、斗地主官吏的劫掠之策有很大的局限性，地主豪绅毕竟每个只能打一次，总有打光的时候。
不像税收，只要税源在，来年便还能收，连绵不断。
在自己统治的地盘上，仅靠“追赃助饷”，没有其他可持续的聚财办法，就只能是坐吃山空，必定军心、民心不稳。
这样，李自成起义军虽然勇勐善战，占地广阔，却没有一寸稳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
待到百万之众，盘踞在河南、山东这两处地方，也是十分的难受。
冬衣这玩意，是不得不准备的，光靠着劫掠山东的大明宗室，是无法筹备处如此多的棉布棉花之类的。
而且，闯贼起义军的“追赃助饷”不像税收那样有多种法规和措施来确保收入归公，往往谁追谁获利。
因有私利可图，起义军上上下下都沉浸在“追赃”的狂热中。
自将军到土兵，个个“追赃”追得腰包鼓胀，私吞白银多者数千两，少者数百两，以至人人有富贵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
哪像贺今朝废弃了大明的苛捐杂税，但依旧制定了新的税法，就算种田，也得对半分，把大饼画在后面。
方能最大可能的筹集军粮，用于战事，维护政权的日常运转等等。
在这件事上，李自成没有选择抄作业，依旧是另辟蹊径。
李自成农民政权，对苛捐杂税深恶痛绝，这让人非常容易理解。
大明底层早就苦赋税久已。
他们在税收的问题上走向了反面，把税收视为统治阶级的万恶之首。
“均田免粮”，完全不去建立税收制度，这样会比明末政权败得更快，更惨。
若是“均田免粮”后再回到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不需要国家，不需要政权的长期运行，或许还行，然而这只是天方夜谭。
政权的财力基础没有经常稳定的保障，也就意味着聚沙建塔，经不住历史风雨的侵蚀与冲刷。
如果说崇祯的明末政权亡于横征暴敛，那么，李自成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亡于免税劫掠，这不啻于另一种形式的横征暴敛，手段还更酷虐。
各自极端的税收政策，最终会使大明王朝和李自成的政权走上殊途同归的败亡之路。
冬装是要做的，但是得花不少的银子。
“我们不仅要买冬装，还要多买些粮食。”
李自成又提了一嘴，这么多脱产士卒，不是谁都能养得起的。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粮食。
李自成的发展，完全成了蝗虫模式。
或者说李自成开辟的另类赛道，当真是成也税收，败也税收。
李岩想了想又开口道：“大元帅，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
今朝廷失政，可是先世恩泽百姓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
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
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
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李岩说那么多，就是为了铺垫最后一句。
“均田免粮之策是大元帅立身之根本，岂能随意更改？”丞相牛金星不答应这件事：“只要一半，他们为什么不选择投贺今朝去呢？”
因为战争的宣传鼓动需要，闯贼实行三年免征，广泛宣传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口号。
如此才得到了河南、山东，还有北直隶部分地区百姓的欢迎，极大激发明朝统治区内百姓们的造反热情。
李岩也晓得这种事针对夺取的敌占区是极为有效的，但是对于自己占据的根据地全免税是个很大的失策。
牛金星说的非常有道理，要不是冲着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些百姓为什么不投了锤匪？
现在他们与锤匪竞争优势就是这个点，岂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一旦做出来的事，同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