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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越发的确信，张献忠是伪降，他特意提醒崇祯张献忠是诈降。
张献忠若是真心投降，自是要像刘国能、高杰等人一样杀贼立功。
以观后效，更应该率众出降等待朝廷的命令，而不是一副据城而守的样子。
同时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也上书指出，抚贼一事，很难令人深信，这张献忠在谷城拥有数万人马，造房子种田，还该遣散才是。
崇祯却是不以为然，反驳道：“造房种田，正是招抚起到了作用，若是把他们遣散回老家，难不成都送到秦地给贺今朝继续当兵吗？”
前方主事的人认为张献忠是真降，后方一言堂的皇帝，也认为张献忠真降。
其余人的意见便都不重要了。
杨嗣昌见皇帝对此深信不疑，便也不在固执己见，而是顺水推舟的向皇帝报告，说既然谷城已然屯田，那就应该收取赋税。
不妨把这件事看做是招抚的一个巨大进步。
贼寇投降之后，也能安安心心种田，且为大明提供赋税。
老于世故的杨嗣昌不愿意与皇帝争辩，因为皇帝要快速招抚的结果，那就只能上这种结果，别的他也不接受。
杨嗣昌也清楚的明白，是贺今朝挺近四川之后，对于皇帝的刺激太大了。
他一定要把张献忠等贼寇给招抚，然后全力对付贺今朝去！
唯有如此，才会经历过他爹杨鹤招抚失败，陈奇瑜招抚失败，崇祯还能相信大明能成功招抚这群贼寇。
属实是在同一个坑里，他跌倒了数次，依旧选择跳进坑内。
他任凭别人生拉硬拽，都不想出来！
至于让张献忠去对付贺今朝的事，熊文灿一直都在谈。
尽管张献忠还亲自去拜见过熊文灿，如此好的机会，熊文灿依旧放任他离开。
实际上张献忠在谷城始终保持了农民起义军的独立性。
他虽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粮饷，却不接受明政府调他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编或遣散。
特别是有贼寇距离他二百余里，熊文灿就让他去表示表示。
张献忠却是满口答应，说是今天准备一二，明天定然出发。
然后便是拖字诀，明天拖后天，后天继续拖着，直到贼寇又跑远了，张献忠都没有派一兵一卒出谷城县。
而且在军师徐以显的辅左下，张献忠当真是大干一场。
他在军事上，保持着人不散队，器不离身，并且不断的操练兵马，保持着临战的状态。
纵然是左良玉再次突然杀到，他也不会向上次一样那么吃亏了。
每日还督造战船，打造精良军械，日夜不歇，还派人出去买马。
在经济上，张献忠屯田是取民间有主的膏肥之田耕种，顺便把地主收上来的租子当做军粮。
然后又派他的副手去周遭郡县收取粮食，一开始是一石收六斗，后来则是都掠走。
他娘的，朝廷还想收我张献忠的赋税，老子先把周遭都给你抢了，叫你收不上赋税来。
还设立了关卡，过往的货物，一律征收一半！
同时在徐以显的帮助下，征召了一大批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参谋人员，帮助他策划军机。
潘独鳌，王秉真之类的，这些人在大明的体系下多是感到压抑，或受到压迫的，索性直接从贼。
如潘独鳌就是因同本县乡绅争夺田产，败讼后愤愤不平才投入张献忠队伍的。
徐以显就趁机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
张献忠对于自己的“诸葛军师”是信任有加，极为满意。
当然了张献忠做了这么多事，地方政府不可能没有反应的。
本来一部分属于他们的孝敬，全都被张献忠给抢了，但都被熊文灿给压了下来。
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海盗”勒索到大批财宝。
张献忠受抚以后，他又故伎重演，贪求无厌，“责赂黄金过千，珠琲盈斗，他瓖货累万万。
郑芝龙这个大海盗头子，出趟海赚的金银财宝，都比送给熊文灿的要多得多。
故而也能接受，大家各取所需。
但张献忠对熊文灿的这幅嘴脸极为厌恶，他特别讨厌那些向他要银子的大明狗官。
再加上他也能看得出来周遭的官军对他虎视眈眈。
熊文灿一直都在逼迫张献忠去围剿贺今朝，然后收到贿赂后便缓上几天，以此为借口再向张献忠索要钱财。
总之，大家都拿“入川围剿贺今朝”这件事当做拉扯的借口，丝毫没有一丝急切要解决的意思。
这与崇祯当初极力同意招抚的意向，可谓是背道而驰。
但皇帝的意思，在此时此刻此地，一点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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