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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要称他们为大爷大奶奶了。他们全家有七口人，长女李来云、长子李来良（1年生）比我大，次女李来凤、三女李来英、及幼子都比我小。他家本来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租房居住摆摊卖杂货为生计的，二次土改时李宝真分了街面上的房子和一部分土地。他家在南大街临街的宅院被公家占了，他就买了何八爷家的房子，搬到钱家胡同来了。公私合营后，李宝真成为商业职工，家里还是农业户。李家的院子后面（西面）是孟宪增的小院和孟家大菜园子。
在李宝真家院墙南面是一片空场，南侧是一条过道，北侧是“碾道”，有一个公用的碾子，周围人家碾米、轧玉米面都来这里推碾子。小过道里边，也就是在李家和朱家的西面，住的是开过杂货铺的老张家和经商开过大店铺的南陈家。
在李宝真家南边空场兼过道的南侧，是老朱家的宅院。老朱家位于林家胡同的西南角，临街是一层坐南朝北的倒房（前窗户在北面），院里还有一层正房，也是砖瓦房。日伪时期这里曾是日本顾问的住宅，土改后分给卖豆腐脑的朱家老哥俩。朱家老大未娶妻，与胞弟朱老四一起过，他们本来在西北隅租房居住（与西北隅的朱老三也是同胞兄弟，西北隅的朱老二、老七、老八、老九是同胞兄弟，他们朱家弟兄都是一爷之孙），土改中就要了林家胡同南口这层房。朱家哥俩的岁数与孟宪增差不多，我母亲称他们为大叔、四叔，我称他们为大爷、四爷。朱四爷的长子朱宝华、女儿都比我大，次子朱宝生与我同龄，三子朱宝和比我还小几岁。只是朱家院墙门口不在林家胡同内，而是在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也就是现在的白塔寺街）上，门朝南开，从门口说就不算林家胡的住户了。
老朱家西北面的老张家是一层五间比较低矮的砖瓦房，土改后张家老掌柜的已经故去，杂货铺也不开了，只靠土地为生。长子张泽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家里只有次子张顺、三子张千和母亲一起生活。张顺张千的年龄和我老叔孟庆雨（1年生）上下差不多。我称张顺、张千为二叔、三叔，称他们母亲为大奶奶。因为张家的门口正对着小过道，也要从林家胡同进出，所以应该算林家胡同的住户。
在张家的南面、老朱家的西院是南陈家，这是个两进三层的深宅大院，三层正房都是足五间的砖瓦房，每两层房中间还各有东西厢房，都是三间的砖瓦房。南陈家的前门也是正门在白塔寺街上，后面的院里也有个后门朝东开，与北院的老张家的门口相邻，也就是说林家胡同的小过道在里面又向南拐了个弯，与南陈家的后门也相通，但是南陈家院里的人除了到邻家胡同的人家串门外，很少走这条小过道，所以，不应算是林家胡同的住户。据说以前南陈家的老掌柜的在世时曾经开过几个大店铺，比较阔气，才盖下这处深宅大院。后来三个儿子，六个孙子分家单过，到日伪时期就败落了，蓟县城里的店铺都没有了。解放前夕，南陈家的老大（不知名子）夫妻二人在外地开店铺做买卖，大概是因资不抵债，把儿子陈德仁（1年生）托付给二弟陈维新，夫妻二人双双上吊自杀。陈维新把大哥的遗孤抱回蓟县家里抚养。陈维新那时在北京的店铺里当账房先生（会计），母亲和妻儿在家种地，他的长子陈德光与我同龄，他妻子也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只是辈分高，我称陈德光的母亲为“二奶奶”，称他祖母为“老太太”。他们家住在南陈家大院的中间那层正房里。南陈家的老三是陈维成，我称他们夫妇为“三爷”“三奶奶”，他们的长女陈秀圆比我还要小几岁。他们住在陈德光家前院的西厢房里。南陈家的老四没见过，不知是在外地还是去世了。老五陈维周在家务农，我称他们夫妇为“五爷”“五奶奶”，老六陈维宇在县政府上班（从财政局退休），妻子在家务农，我称他们夫妇为“六爷”“六奶奶”。据说老五老六是亲哥俩，他们分别住在陈德光家前院临街的倒房和东厢房里，他们家的孩子都比我小，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什么原因（南陈家并不是地主富农成分，可能是中农成分），南陈家后面那层五间正房和三间西厢房，在二次土改中分给了李坤家（也可能这个院子是陈家老大的，和城内其他随顽军西逃北京的非剥削阶级家庭一样，留下的房子和土地在二次土改中视为无主财产分给穷苦人家了）。
李坤本来在南城根住茅草房，后来搬到南陈家后院，比陈家弟兄的住房还宽敞了许多。李坤有三个儿子，长子李世义比我大两三岁，次子李世存与我同龄，三子李丗奇比我小两岁。李坤在李家排行最末，我要称李坤夫妇为“老爷”“老奶奶”，称李世义弟兄为“叔叔”。李坤是“扛大个”的（搬运工人），公私合营后在搬运工会上班，家里也是农业户。李坤家往南可以穿过陈家的堂屋到白塔寺街，往东可以走林家胡同。所以李家可以算半个林家胡同的住户。
林家胡同没有公用的水井，因为这里的水脉都是苦水，孟